空军丝毫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不同意相对核对等和相互威慑的看法。某些空军发言人甚至指责主张这种新原理的人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因后者承认了相互威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会使人们怀疑美国是否准备使用它的核军火库中的武器，并且会使我们的盟国担心我们是否准备支援它们。这些发言人认为，苏联核力量的增长，丝毫没有使局势改观，只是着重说明需要拥有更多的原子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使我国安然地领先于俄国。
这就是1958年初审查安全政策时的意见分歧。在争辩这个问题时，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详细地阐明了上述观点，认为：美国必须承认相互威慑的复杂情况，必须准备打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并且应该掌握各种当量的核武器。他们建议确定一个普通的尺度，以衡量原子报復力量和大陆防空力量所必具的规模。他们建议从有限战争的定义中去掉认为此种战争仅限于“不发达地区”（即欧洲以外地区）的论断。最后，他们要求承认，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应随时准备为军事行动规定有限的目标。大规模报復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或许连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
军种之间的分歧首先提交国防部长，尔后再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作为陆军、海军和陆战队的发言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表达了我们的共同感觉，即我们非常重视这次一年一度的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审查。去年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我们在国防上的实力地位和苏联相比已经恶化，它使我们确信必须彻底重新审查我国的军事战略。
似乎没有必要为了敦促就国家政策发表新的声明而详细列举世界局势的变化。所有的事态已经证明了下述冷酷的事实，即苏联的力量正在增长，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以及我们西方盟国正在被削弱。这个趋势反映在共产党在中东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在中东已经超越了巴格达条约的共同安全的盾牌，反映在印度尼西亚，看来他们也快要超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盾牌，也反映在北非，他们在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翼也可能取得成功。这些事件是紧随着我们丧失核子方面的无可争辩的优势而来的。
我提醒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国务卿最近表示，他认为继续依靠主要以大规模报復为基础的军事政策是不适当的。他曾建议需要审查我们的军事战略，以使其更能灵活应用。为了进行这样的审查，参谋长联席会议需要明确的政策指导思想，作为审查的出发点。正在考虑中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一文件应提供这个指导思想。一当收到这份文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能适当地修改我们赖以建立武装部队的战略方针。
在我看来，总的问题是重新调整我们的战略，使其适应我们在相互威慑时期生存的需要。在此时期内，可以假设美国和苏联除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外，都将日益避免故意发动核大战。在此双方均能摧毁另一方的核对等情况下，大规模核报復政策除了作为遏制总体核战争或作为对发起总体核战争的一方的一种报復手段外，就没有其它作用。这一事实已如此明显，以致必需考虑苏联或我们的盟国是否还相信我们除了为保全自己外，将会运用报復力量。
我极力主张我们必须永远注意盟国对大规模报復的态度。我认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较小的国家中，都滋长着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变得不灵活了。由于我们越来越依赖核武器和核报復作为我们军事力量的支柱，我们在这些盟国面前显得已经达到了只能运用两种办法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实力政治的地步，即要就是运用全面的核力量，要就是迴避面临的挑战。在相互遏制核战争的年代里，我国军事力量的这种不灵活性只能对我们的政略提供很少的支持。我们的盟国有理由怀疑，为了应付有限的军事威胁，我们将冒因无约束地进行核反击而引起的毁灭的危险。
我提醒与会者注意，我的上述推论决不表明，保持一支强大的原子报復力量的重要性已有降低，而是建议要经常不断地使这支力量现代化，并保护它，使它成为一块威慑的盾牌，便于我们大家在这块盾牌后面求得生存。然而，这支力量的运载工具的改进和弹头威力的增大，使我们可以在不削弱其威慑力量的情况下缩小其规模。
由于大规模报復除了遏制大战外再也没有其它作用，故有必要更加强调使我们的军事准备能对付除大战以外的一切战争。在相互威慑的情况下，有限战争的定义应重定为不直接威胁美国生存的武装衝突。这个定义将承认在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等地发生武装衝突的可能性。而在以前的定义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是不包括在内的。有限战争的一切需要也需重新估价。这些需要并不一定就是大量增加专用于有限战争的武装力量，而是为了使部队现代化，为了改进适应这种情况的计划工作，为了肯定战略机动性以及为了集中全力注意有限战争，正如过去我们集中全力注意大战一样。我争辩说，必须向我们的盟国表明，我们随时准备有效地对付大战以外的一切挑战，并打消盟国最近的一种想法，即认为如果我们进行回击，我们只准备用重型原子武器进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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