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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4)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不妨再读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一、儘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二、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1.《嚮导》200元2.小册子和传单200元3.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4.天津党组织150元5.郑州党组织70元6.安源党组织30元7.长沙党组织30元8.汉口党组织60元9.上海党组织60元10.山东党组织60元11.河南宣传专员（2人）60元12.……（以下略）共计1400元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叫“存在决定意识”。的确如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被卢布“决定”着。

民国十六年（1927年）暮春，陈独秀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当时党内指责他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而原因竟是——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史达林同志的英明领导！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了“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且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状”和七十年后人们才了解的事实真相——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主动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有指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中共党员辞职的文件为凭）；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反对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中共军委书记）、毛泽东（中共农委书记）的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主张，反倒采取了“妥协政策”（有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反对军事北伐；他放弃统一战线，屡次提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他批评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还反对中共掌握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们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不是没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经济，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着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却“英明”地拒绝了。直觉告诉他，此去蓬山无归路。事后发生的一连串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史达林为掩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光抹掉了一个陈独秀，过后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就有许多陈独秀所熟悉的人，如鲍罗廷（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布勃诺夫（苏共中央书记兼政治局中国使团团长、曾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加伦（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加拉罕（苏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米夫（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明那兹（共产国际特使、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时的苏联政府特使越飞是被迫自杀的。而最早引苏共密使进入中国的我的山东平度老乡、苏共党员杨明斋，曾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谓的“肃反”中一併被杀害！当年拥护或反对史达林中国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