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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3)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于是，他和所有在场者，以及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因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花了大价钱聘得着名的洋律师并暗箱操作过，两天后陈独秀被放回家中，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提供的。一年后的8月5日中午时分，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呆了十几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对了，陈独秀还有一次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将起来。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运领袖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待二人招供并非坏人后，便马上下令将二人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乃发动起来了的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从楼上回到楼下，再看嵌进人家私宅里的那块皇皇石牌，觉得格外彆扭。镶在屋内，要给谁看？真难为了这位宽厚的大哥一家人，怎么会同意文物部门把应该嵌在大门外或大街上的标牌安进了狭小的居室里！是有感于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还是希冀这块来头极大的金牌如镇宅之“泰山石敢当”一样保佑一家人平安？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说，现在好多人打听到了这里，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来拍过好多次，都说这里应该开闢为纪念馆。“我们住户是很愿意倒出来的了！”大哥还说，这房子的大门外，是有标牌的，你进的是后门，所以没看到。从石库门出来，见墙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标誌牌：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此牌之上，还有块小小的黑大理石铭牌，只两行字：陈独秀曾在此居住还是没说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发祥地，也是共青团的发祥地；还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即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之不远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社旧址，更有参观者川流不息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些极重要的二十世纪遗宅，除最后一个已为“全国重点”并重修得像豪宅一样之外，其他几处都被单位或居民占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厌其大；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长高。砌的是钱，垫的却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们会想起南昌路100弄里的这幢石库门房子，把这小院里的极少几户人家动员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净心焚香，祈其魂兮归来！

走出弄堂，大街上凄雨依然。匆匆驶过的电车溅起骯脏的积水，竟让我想起久居上海滩的那位美国人鲍威尔描述过的二十年代时的上海街景：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麵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係日渐疏远。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想起这位大记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出席了那个欢迎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宴会？他们是否会像那位白劳德先生一样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感到愤懑？说到底，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为中国如此耗费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吗？被推上政党领袖位置上的陈独秀，生活在怎样一个被异化了的空间里啊！这个人不怕苦。在日本办《甲寅》杂誌时，他“足不出户”，“头面不洗”，衣服更无暇更换。某晨，主编章士钊见陈的贴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时，不禁惊问：“仲甫，是何物耶？”他却慢慢地看了看，平静地答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