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他娘，我刘有富瞎摸了半辈子才寻上了正路，只要循着这条路走，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天下就一定能改变过来。咱们游击师虽只有几百个人，白狗子一下开来了两个旅的兵，胜败还没个准儿。可这没关係，今儿个败了还有明儿个，这里不成还有别处，只要坚持斗争，革命就一定能成功。干革命就不能怕风险，都怕，都不起来跟敌人斗，那穷人们就只有永世做牛马。记住，喜他娘，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软了咱们的骨头，你要孩子们别忘了他们是共产党员的后代！……”
那段难忘的经历和丈夫的遗言，是刘大娘教育子女的经常教材和战胜艰难困苦的巨大精神力量。然而，大娘并不知道更多的革命道理，也不知道如何继承丈夫的遗志去进行斗争，她只是抱定这样一个处事准则：凡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事她都拥护。一九三六年，淮安爆发了反抗国民党残酷统治的“河工大暴动”，大娘全家都参加了，而且表现得非常积极，勇敢。这次河工暴动也遭到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工人不知被屠杀了多少，连淮河下游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暴动失败，大娘一家逃出工区，再一次重复逃难生活。偏偏在这个时候，杨华生了个男孩，不但孩子没活成，大人也病倒了，只好由老小四口挨门讨乞来供养病人。往哪儿去呢？东西南北都走遍了，大娘狠了狠心：回老家！
一九三七年初秋，刘大娘领着两对儿女，回到了离别二十六年的刘家郢。
刘家郢变了，除开三家姓周的，一家开小杂铺的，其余人家不是佃户，就是僱农，土地全被周家吞併了。老狗官周庆丰早死了，周祖鎏子承父业，又当上了县保安大队长，比以前更加有钱有势，穷人的苦难也更加深重了。
刘大娘一家回来后，经穷哥们帮忙租了几亩地，搭起两间草棚，重又安下家来。
这时候，正当抗战吃紧，周祖鎏怕在城里吃日本炸弹，就带着他的兵回到了刘家郢。他回村后第一桩事，就是办“五家连环保”，这一“连”，又“连”到了刘家。周祖鎏藉口刘家在外多年，必须“严审”。这个所谓严审，就是不许刘家的人外出远走，不许他们跟别人讲述在外的见闻和遭遇，刘杰要去周家做无偿的马童，算是“人质”，刘喜每年要给周家白干三个月活，叫作“提查”。此外，刘家还必须有十户“连保”。这些无理的条件，有一条做不到，就要连累十户人家一同吃官司。刘大娘旧仇加新恨，越积越深，但她坚信，乌云再厚也要消散。她在等着这一天到来。
徐州一战，国民党十万大军，被日寇打得一败涂地，溃兵游勇，集股成匪，青皮流氓，也趁火打劫，从城镇到乡村，遍地大乱。周祖鎏趁势扩充实力，一竖招兵旗，散兵流匪来了一千多，加上他原有的人马，扩充成一个支队，自封为支队长。当时地方豪绅，拉队伍，立旗号，名目混杂，谁也管不了谁，便爆发了狗咬狗的火併战。整整混战了一个冬季，周祖鎏在他一带地方“咬”胜了，队伍扩大到三千多人，占有大小村庄一百多个，统治人口十多万，周家大厅成了土皇帝的“金銮殿。周祖鎏刮地皮，喝民血的本领，不在他老子之下，他立下的那些苛捐杂税，人们连数也数不清。他的兵就是公开的土匪，周围几十里地面上给糟塌得人畜不安，所有的祠堂庙宇都被改作了临时监牢，姑娘和媳妇们出门就失踪，一有枪声响，成群的狗就朝乱坟地里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们对周祖鎏的愤恨，已经达到了极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便纷纷起来同他斗争。周家的兵有被掐死在大路上的，保甲长夜里有被拖出去吊死在大树上的，住兵的房子有被烧了的，军马有被偷宰了的……，这些事差不多每天都在发生。群众自发斗争的烈火，在周祖鎏统治的地区里到处燃烧起来。周祖鎏为了镇压群众的反抗，便砍几颗人头挂在大路旁示众。谁知这样一来，群众反抗的烈火反而烧得更旺，闹得匪兵十人以下不敢单独活动。周祖鎏便调集了他的全部人马，在一九三九年端午节那天早晨，对他所统治的地区，开始了血腥的大“清剿”。人民的大灾大难又临头了。
当天晚上，刘大娘的草棚里来了周家的三个长工，汪老五、刘有才和鲍三豆子。汪老五是个黑鬍子小老头，刘有才是个细长的汉子，鲍三豆子是个黑壮的青年。今天他们一道杀了周祖鎏一个匪兵，弄了一棵大枪埋起来了，来找刘喜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干这个“活儿”已经不止一次了，都是刘喜领导着干的。
这鲍三豆子是个心直口快性情火暴的人，今天干了一桩痛快事，便咋呼得更响了：“周祖鎏这个老龟孙，他要是能朝日本鬼子那边放一枪，我就少掐他一根狗爪子！”
“嚷啥哩？”汪老五不满地说：“咱们这可是老虎嘴上拔鬍子，不是闹着玩的！”
“怕熊呀！”鲍三豆子还那么嚷，“头砍掉了不就是碗大个疤么？”
“别胡吵，听刘喜的！”刘有才捅了捅鲍三豆子的胳臂。
刘喜道：“先不说别的，周祖鎏又‘清剿’了，咱们该怎么闹？大伙好生参议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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