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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上瞬息万变，有时还会发生喜极生悲的事情来，包括意外事件。清宫檔案记载：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３０）十月，兵部尚书丰绅济伦等奏：江苏武举潘兆龙殿试不到。后查明“十月三十日在太和殿考试，是日黎明即骑马赶赴，不意行至正阳门桥上，因石道水滑，马失前蹄，跌伤左腿，发晕多时方能起立。即僱车拉往医家调治，彼时因疼痛难忍，心慌意乱，未曾着人赴兵部呈报。”还是这一年武科殿试后，进行隆重的传胪大典，状元徐开业与探花梅万清居然都没有到班。于是兵部议奏请求严加处分。“查传胪典礼攸关，徐开业等以草茅新进，未谙大典，不剋期进行礼，殊属迟误，相应据实参奏。”嘉庆皇帝还算开恩，没有砍他们的头，但状元与探花还是丢掉了，而且还罚他们下一届不准参加会试。

第四部分

第73节 阴阳科场术

道不行，而术生矣。为了儘快缩短到达幸福彼岸的路程，一些考生，尤其那些平时不用功而又好投机取巧的人，便开始打一些不规矩的主意。在清代，科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清代，政府制订有一整套的系统防范措施。比如，考官迴避、考场搜检、试卷糊名弥封、朱卷誊录等等规章制度，以防来自考生的作弊和官方的腐败，保证科考的公平与公正。清政府对考生作弊的处罚很严厉。一旦被发现，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被枷号（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烟瘴（边疆）地区充军。据史载：干隆九年（１７４４）因为科场作弊之风太猖獗，为杀一儆百，干隆皇帝命大臣舒赫德等在顺天府乡试考场实施严打，所有入场的士子都遭到彻底的搜身检查，果然查出了许多夹带的士子，据当时目击者记述，贡院内外一排排站满了被枷号示众的士子，一眼望不到头。

清朝考生科场作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夹带，即事先将应试资料藏在身上，混过搜身带进考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有一件清带考生作弊的衣服，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考试答题。另据报刊披露，前不久，在苏州发现了一个清代考生夹带的小册子，体积很小，一粒米大的空间能写下六个字。这两种作弊工具据判断应该出现在清末，因为道光、咸丰以前，士子入场的搜检十分严格，不但解衣，还要脱靴。而印製蝇头小楷作弊小册子，同治以后才风行。当时人们一般将它藏在果饼、衣带靴帽，或考篮笔砚等器皿的夹层中。《钦定科场条例》规定：“士子如有怀挟或头场夹带二三场、二场夹带三场，俱于举场前按律枷号斥革，父师一併究治。”“士子入场，衣服器具均经定有成式，违者在外截留。”当然，夹带有时还包括其他形式，比如递纸条等。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江苏巡抚张师载上奏说，海洲举行童试，封门后，发现院内潜伏一人，后又在场内发现一名粘贴假号四外乱望的童生，一查原来二人是一伙，潜伏之人是给后者递条子的。另外，由夹带还衍生出许多其他内外传信的各种方法，官方也十分重视。《钦定科场条例》规定：“考试届期，凡举场附近居民有遥点灯竿，连放爆竹及举放鸽鹞、抛掷瓦等弊，即行拿究”。

除了夹带，考生出钱请人假冒自己的名字入场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清代人称“枪替”。当时，照像技术尚未发明，考生身份主要靠官府与乡里的文书保结来证明，想搞冒充，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专门冒名顶替代考试的专业群体，人称“枪手”。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御史孙升长在写给皇帝的一个报告中曾指出，“顺天（今北京）一府为首善之区，其枪冒顶替尤不可不严为杜绝。近闻通州每届二十开州县童试之期，竟有不肖廪保串通学书门斗设立私局包揽顶替代。将近考试先将枪手窝在局不令外出，復于酒茶社色勾引诸童公然议价，视每县考童人数之多寡定价之高下，议价后将诸童至私局，更相面议，以便场中寻觅。”这种中间掮客抽头很高，竟高达童生支付费用的十分之三。那些枪手，多是经历过科场的经验老手，功底不凡。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广西乡试抓到一名叫饶觐光的“枪手”，其出身竟是“举人捡选知县”。“枪手”当然也十分危险，一旦被揭穿，僱佣双方的刑罚都很重。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浙江巡抚蒋攸奏报乡试中抓到“枪替”案，结果查出潜县童生席如恆僱请枪手韩仁裕进场代考，“议明取进后每人酬谢洋钱七十元。”对此，官府做出如下判决：“查例载学臣考试随棚代考之枪手审实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地面充军。”僱人者与枪手“合依代考他枪手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地面充军，僱请之人及包揽之人并与同罪例各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充军仍照各例改发极边足四千里面刺烟瘴改发四字。”

“场”内夹带枪替毕竟太初级，风险也大。其实有时候，“场”外的操作会更有作用。虽然清朝明文规定“士子寅缘贿赂，交通关节者，从重治罪。”清初私受行贿之学政，甚至被腰斩，但此风一直没有断绝。雍正年间，湖北学政俞鸿图，贿卖生员学额，赃私愈万。被湖北巡抚王士俊参劾，讯实正法，被腰斩。雍正十二年（１７４７）上谕云：“学政科场，乃国家兴贤育才之要政，十余年来不闻有婪赃败检之劣员，以为试事渐次肃清。今观俞鸿图纳贿营私，受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