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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后，接下来的殿试为等额考试。虽然所有参加殿试的人都将金榜题名，但是，金榜上题名的次序将直接影响每位进士今后官运的走向，同时对自尊也是个挑战。清代殿试排名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的进士，殿试成绩不很理想，只排名在第三甲中，也就是说是个“同进士出身”。按例三甲进士不能留京做官，要放外任。当年曾国藩走路子托人，费尽周折才进了翰林院留在了北京。但“同进士出身”始终是他心中的隐疼。后来，他做两江总督时，一次宴客做对子。座中有人出“如夫人”，另一个姓李的应对“同进士”。顿时曾国藩脸色遽变。

清代殿试一般在保和殿举行。试题由皇帝亲出，阅卷大臣尽由一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们组成。嘉、道以前，皇帝有时会亲自升殿监考。殿试毕，按例要举行盛大的传胪典礼。届时，皇帝坐殿，王公大臣们都到位列班，新科进士们也都穿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冠，列队前往接受皇帝的检阅。传胪官在隆重的礼乐声中依次唱名新科进士，进士们应名出班列队，向皇帝行礼。传胪后，新科进士正式产生，礼部将填好的金榜张贴在长安街头诏示天下。

传胪后还会举行一系列的庆典，进士们不但要入宫赴“荣恩宴”，还将与老师同乡等搞各种“团拜”。最后进士们还得前赴国子监（全国最高学府）参加隆重的“释褐礼”。释褐，就是脱掉了百姓的衣服，标誌着成为“公仆”。进士们的名字还会被刻在太学前的进士题名碑上，与日月同辉，天地齐寿。

第四部分

第72节 金字塔下落榜多

在清代，孩子们一生下来，即被灌输科举文化。启蒙读物之一就是大宋真宗皇帝赵恆所做的《幼学文》，诗中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公开鼓励人们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科举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在清代，朝廷一向称科举为“抡材大典”，标榜“珊网无漏”，“选无遗珠”，目的就是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

但科举的名额毕竟有限。在清代，一般全国秀才的名额约在两万五千名左右；乡试录取名额在一千五百名左右；会试录取名额在二百五十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对于寒窗青灯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无法绕过。

有人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开始到殿试，前前后后要经历大大小小各级考试（包括各种复试）至少十多次。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必须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而这种情况现实中十分罕见，更多的情形是，许多士子很可能在某一级的考试上原地踏步，蹉跎岁月。比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癸未科的殿试状元，江苏宝应（今宝应县）人王式丹（１６４５—１７１８），二十来岁考上秀才，中举人时已是五十八岁。换句话说，王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转变为举人的路。王式丹还算是幸运的，最后终于“金榜题名”，而更多的士子则可能永远“科场蹭蹬”、“穷经而死”。

“金榜题名”固然是人生喜剧的顶峰，但落榜者永远是大多数。名落孙山对士子们来说，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种煎熬。《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此曾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

儘管如此，大多数的士子，为了“金榜题名”，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清朝二百多年间，“白髮童生”，“寿星举人”现象十分普遍。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广东顺德百岁老人黄章由曾孙陪着千里迢迢来到京师会考。入考场时，老人家特意叫曾孙打着“百岁观场”的灯笼在前引导，轰动了整个士林。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两广总督蒋攸奏报上年广东乡试考生中，年上八十的有陈彭寿等十人；七十以上的如何章度等更是多达一百零二人。蒲松龄先生十六岁时就中了秀才，但此后在乡试中却屡战屡败。七十二岁时，还在顶风冒雪赶考，总算博得个岁贡的功名。悲喜交加之余作《蒙朋赐贺》诗一首：“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