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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到北平不久，即正式发表文强和陈昶新的任命，并抽调大批得力特务出关。不久，戴又将文强、陈昶新叫到北平什锦花园寓所，利用共进晚餐的机会，对东北工作作出全盘规划。戴笠认为东北这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巴尔干半岛第二，将来既是国共之争的焦点，也必定是美苏之争的焦点。因此，决不能让沦陷14 年的国土，又落入中共和苏俄之手。戴笠无限感慨地对文、陈说：“收復东北这块新天地，本是一件大喜事，恼火的是控制在苏联之手，要从虎口里夺肥肉，预料是一件难事。熊天翼（指熊式辉）先生天真可笑，他想以政治外交手段把东北接收过来，事实上等于做梦。杜光亭（指杜聿明）老大哥有胆识，硬打出关，势如破竹，锦州底定，证明政治外交没有武力作后盾，老毛子什么也不会买帐的”。戴笠一再叮嘱文、陈二人：“一定要精研熟读与苏俄签订的10 年友好条约，全力协助光亭大哥顺利地接收东北”。

为了增强文、陈二人对接收东北的信心，戴笠还于席间详细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指出：“第一，美国决不会袖手旁观，让东北这块肥肉被老毛子独吞。美国第七舰队摆在青岛，与旅顺港苏俄舰队一水之隔，使苏军不敢轻举妄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自秦皇岛登陆以后，迫使苏军自张家口、居庸关缩回库伦。可见苏联对美国是有所顾虑的。第二，我与张汉卿（指张学良）的私交甚厚，在由我看护的多年中，我派刘乙光随他生活了10 多年，连头髮鬍子都白了，没有半点亏待他。他手下的幕僚多数都与我合作无间，昶新兄是了解的，也是其中要员之一。现在汉卿的部属荣归故里，是合作的好机会。

要共同为汉卿出山创造条件。第三，张公权（指张嘉■）是我的拜把兄弟，他由交通部长调为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定能与我们合作，特别是经费方面，不愁不支援（以后果然支援了300 万元）。我将关係说出来，你们在东北有困难时，可去找他，我已同他打过招呼。第四，熊天翼先生是政学系中的‘参谋长’，有名的智囊，对本局一向不错。但此人好抓权，过于精明，对其只能做婆婆，不能做媳妇的脾气要摸透。他是一位无兵的上将，打天下还得靠黄埔学生，一定要注意搞好熊、杜之间的关係。”

戴笠还反覆向文强传达了蒋介石关于要通过遣返战俘问题，拉拢日本，共同反共反苏的策略。吹嘘老头子在这一点上眼光远大，化敌为友，已订下了百年大计，尤其是拉住了冈村宁次是一着好棋，更重要的是抓住了1 亿日本人的心。戴笠告诉文强，由于上海是关内遣返日俘日侨的重点，蒋介石已指定由交通部长彭学沛、中央监察委员贺耀祖、上海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在前台成立“新亚洲协会”，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张群、何应钦在后台支持，把日俘日侨广泛组织起来等等。并说：“汤恩伯与我是一个人一样，他与我是合作无间的”。

说到这里，戴笠话锋一转，对文强强调说：“东北问题与上海不同，两次日俄大战都发生在东北，一败一胜，决定日俄两国的命运，也影响我国的发展。今日则是苏美之战难免，已有人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争，我看此语有理。因此，东北遣送日俘桥的工作，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将眼光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上，谁看不到这一点，也是傻瓜。上海方面遣送日侨俘的经验，是抓大头最要紧。东北关东军的山■大将已经被苏俄俘虏去了，今后我们必须抓住能在东北日侨俘中起作用的大头，不限于军人，各方面的人材都要，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大头”等等。文强是很能领会戴笠这番长篇宏论要旨的，并且按照戴笠的部署很快展开工作。

戴笠采取的第二招就是在军统工作部署方面加强反共活动的份量。八年抗战期间，戴笠的反共活动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只能偷偷摸摸地干。现在抗战已经结束，作为“皮肤之患”的日本人已被打败，而作为“心腹之患”的中共组织更加强大。反共必定是老头子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所谓国共和谈，这不过是老头子麻痹共产党、敷衍国内外舆论、争取时间，作好进攻准备的一种态势罢了。同时，戴笠深感，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团体”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出路。由此，戴笠不但从人力、物力、精力上迅速调整部署，加强反共活动，而且几乎是迫不及待想在反共方面能做出成绩，以便充实在化整为零合法化方面向蒋讨价还价的本钱和实力。

早在《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3 天，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反共内战密令，向各战区重新印发了他在江西剿共时期编写的《剿匪手本》，并先后发动了绥远、上党、邯郸3 次战役，结果受到中共武装的自卫反击，仅在10 月至11 月9 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1 万多人的被歼灭。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所部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13000 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其余的两个军在溃退中被中共武装围歼，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高树勋的起义和马法五的被俘，在国民党军队中震动很大，蒋介石尤其感到痛心，气得几天没能睡觉。戴笠知道老头子痛心的不是失去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