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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李士珍虽然在警察理论教育方面能拿出点东西，但在特务工作方面是个门外汉。由李抓警察，不符合蒋关于把全国警察总署办成一个警察、特工合二而一机构的设想。至于戴笠自己，戴深知蒋对自己有戒备心理，本来所谓化整为零的口号就有对付自己的目的，因而不会让警察总署交给自己。至于唐纵，多年来在蒋身边工作，已尽得蒋信任和欢心，正是蒋要借重唐抑制自己的时候，因此，唐应是蒋考虑的优先人选。并且，当时蒋用唐的迹象已有透露。1945 年12 月，蒋下令撤销委员长侍从室，设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了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它机要文件。从这时戴已明白，蒋实际上内定唐纵将出掌警察总署署长，把戴排除在外。对于这一点，戴是无话可说的，因唐表面上是军统的人，戴既不可和唐争锋，还要处处予唐以协助，不得留难掣肘。但是，到了这一步，戴笠认为警察总署长予唐总比予李（士珍）要好得多。因此，从1945 年底开始，戴笠的方针就是一方面注意改善和密切与唐纵的关係，使唐能够对军统有所帮助，至少不与军统作对。由是，戴笠指示沈醉从生活方面儘量给唐以照顾，戴笠在中美所内为梅乐斯修建的花园洋房“梅园”举行舞会，唐纵的妻子唐次建是常客之一。1945 年底，戴笠从重庆到上海，甚至邀请唐大嫂与康大嫂（康泽的妻子朱素怀）同行，到上海游玩了一次。并破例让唐、康两夫人参观了他的“地下宫殿”。当时，邓葆光在上海主持经济接收工作，但凡唐纵有什么要求，戴笠也指示邓葆光极力加以解决，以满足唐的胃口。另一方面，戴笠暗中进行自下而上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造成忠于他的势力，与唐纵进行抗衡。戴笠甚至默许或暗示军统内部成立了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目标就是夺取全国的警察大权。警坛社的发起人员是军统训练处人事股长邹凤吟和《家风》编辑罗肇棣。这两个人利用职务关係在军统内部交际很广，活动能力很强，因而“警坛社”成立不久，仅在重庆和武汉两地就有500 余人参加。戴笠发现后，乘机因势利导，派军统局人事考铨科长徐风把领导权争夺过来，准备把它作为与唐纵在警察系统内争锋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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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_2 最后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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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蒋介石要化整为零、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戴笠从国共和谈签订协议以后，就日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数大城市之间，一方面处理肃奸案件，一方面绞尽脑汁地研究对策。

戴笠采取的第一招就是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精简人员，公秘分开，转入地下，以转移社会注意的目标。于是，在1945 年底，戴笠在提出“裁弱留强” 的同时，又下令撤销所有区一级组织（东北区除外），恢復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转入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这是戴笠根据建立特务处以来的实际活动经验，为了在军统改组过程中，保存实力，以防不测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

在调整组织的同时，戴笠极力抓住沦陷区不断收復的时机，恢復和建立军统基层组织，不断扩充军统势力。特别是东北收復后的这块新天地，戴笠更是垂涎欲滴。 1945 年12 月，戴笨抽调工作能力很强的军统北方区长文强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兼军统东北区区长；调军统局东北特别站站长陈昶新任东北办事处副主任兼东北区副区长。这样的安排，戴笠显然是有考虑的，这就是把陈昶新摆在陪衬的地位上，受文强的监视和控制，作一些傀儡的工作。

陈昶新所谓“重建东北实力集团”的计划到此进一步受挫。

11 月下旬，戴笠因部署肃奸行动，再一次来到天津，并找陈昶新到其住处了解询问情况。戴笠云山雾海、天南海北地向陈昶新说了很久，可就是隻字不提对东北特别站的安排问题。陈昶新已知戴笠对东北军统的人事已另有安排，故垂头丧气地回到站里，把情况向站里的特务们通报了一下。东北特别站内负责人事的干部兼陈昶新的随行秘书毕骐是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因无东北军的背景，加之年轻气盛，当即于第二天下午带着连夜准备的一份《东北特别站人事组织概论》和花名册会见戴笠，激动地对戴笠说：“由于局里对特别站一直没有具体安排，致工作无法进行。陈昶新也因此心里不安定。陈在东北的关係广泛，交情深厚，活动潜力很大。为了打开东北的工作局面，陈是很难得的人选”。戴笠听完后，用长者教导后生的口吻对毕骐说：“人事上你抓得还紧，又能注意到刚才你讲到的一些，是好的。不过你太年轻，还是小孩子，不懂事。你把材料留下我看看”。稍停又说： “关于东北的工作和陈昶新，我马上就要作安排了。你可以把这话告诉他好了。”

戴笠批评毕骐“不懂事”，正是因为毕骐不懂得陈昶新所谓“东北的关係广泛，交情深厚，活动潜力很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