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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法五等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经国共方面谈判，蒋介石同意以叶挺、廖承志向中共换回马法五等一批高级将领。为此，蒋介石指令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将廖承志移交军统局，与叶挺将军一起关押。1945 年底，廖承志被军统方面由江西赣州用飞机送往重庆，关进歌乐山看守所，并由戴笠请示蒋介石安排接见。在蒋接见时，负责接待工作的侍从室副官居亦侨看到廖承志久经牢狱磨难，仍然气宇不凡，风度潇洒，不禁感慨地对戴笠说：“雨农兄，廖公子真有他父母的风度”。戴笠听了颇不以为然，并用高傲自负的语气对居亦侨说：“过去中统对他待遇不好，居副官，我们对待他要特别好些。”以戴的意思，他是有信心使廖承志改变态度，回到国民党方面来的。结果戴笠手法用尽，廖承志却丝毫没有动摇回到中共组织的坚定信念。 1946 年3 月4 日，戴笠不得不派军统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派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送廖承志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

1946 年1 月，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指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郑介民虽然对这一个重要职务感到很满意，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则认为在军事调处过程中，正是对中共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好机会，于是专程赶回重庆，具体交代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方面的情况。戴还向军统局各部门的负责大特务指示，凡郑介民提出要人、要钱、要电台、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优先供给。结果，郑介民在戴的全力支持下，一下子从二厅和军统局选调了100 多名军统特务赴各地任调处执行小组的工作，并藉机开展对共情报工作。郑甚至向戴笠要去军统所谓中共问题专家郭子明当顾问。

为了协助郑介民布置在军事调处执行过程中的对共情报工作，戴笠于1 月22 日带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大特务再次来到北平。戴笠于北平期间帮助郑介民把人员调遣完毕，并指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对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副参谋长耿飈、秘书黄华等人进行秘密监视。

戴笠对东北的形势也特别关注。当时，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突发肾结核病而住进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治疗，东北军政大事由熊式辉一人统管，文强的工作也更加紧张繁忙。但戴笠仍对东北的情况放心不下，用急电将文强从锦州前线召回北平，进行谈话，对东北的活动进行检查部署。

戴笠听完文强对东北形势及东北站工作的汇报后，当即以先生的身份给文强上课说：“停战谈判作为攻心之计是需要的，不要认为可以谈出什么结果；不论马歇尔来华也好，其他的什么人来华也好，都只是缓兵之计。打，是校长的既定方针。延安方面对此当然是看得明白的，他们也是早有准备的。

问题是谁的实力压倒谁。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能迷惑世界舆论。恐怕我们将来吃亏吃在软功夫上。”听到这里，文强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师提问：“软功夫是不是指政治手腕？硬功夫是不是指军事力量呢？”戴笠回答说：“你点穿得好。我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自去年在重庆订立双十协定以来，延安耍的软手段耍得高明，老头子预料毛泽东不敢到重庆，这一着没有料到。‘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这两条已全否定了，明明只有非打不可的一条路可走了。目前的形势是打有利还是和有利？”戴笠接着又问，文强答：“打是真，谈是假。谈是为了打，打是为了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来占上风。不过像马法五、高树勋在邯郸那样送礼的打法，阎锡山在上党地区那样送礼的打法，那就太笑话了。”戴笠听文强如此一说，不禁气冲斗牛，拍案大骂道：“真没有料到孙连仲这位与陈诚气味相投的人，在江西省有‘剿共’经验，在台儿庄有抗日经验的老牌将领，刚刚独当一面，就如此丢脸，几乎把老头子气得几天没落枕。”于此，戴笠随即从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给文强看，严肃地叮嘱说：“这份绝密文件，是校长于邯郸事件发生后亲自召开的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议，估计了形势，检查了决策，传授了《剿匪手本》的要义，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打才有出路！这份文件是指定胡宗南作的记录，只许你知道， 看完，限明晚将原件送还给我。”文强拿到这份密件，视若宝贝，当晚即叫人偷偷列印了一本，以便带回东北，贯彻落实。但是，戴笠直到机毁人亡，也没有能看到特务们在反共方面做出什么成绩，这是他深为伤心的。

戴笠采取的第三招就是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饬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由于军统特务一方面利用在沦陷区潜伏力量，能够很快从地下钻出来的捷足先登的机会，一方面则利用勾结策反伪军汉奸，以后又负责整个肃奸行动的特权，使军统特务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个个在接收过程中上下勾结，左右串连，大肆贪污受贿，大发接收财，有的军统特务一人“接收”的房产达20 多幢。北平马汉三及其亲信贪污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