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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坏脾气和他的独裁一样，都是一流的。平时，只要听到不同意见，马上就要用坏脾气去对付，何曾遇到今天像戴笠这样用泼皮手段对他进行要挟、纠缠，蒋介石一时无计可施，不觉也惹发了当年在江湖上练就的一套流氓脾气，抬起脚用皮鞋对戴笠一阵猛踢，嘴里不停地大骂戴笠“下贱！”

“没有人格！”戴笠剧痛之下，锐气不减，仍然强辩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戴笠见蒋介石还是不肯答应，进一步申诉道，报告校长，学生无能，并非无耻。我领导无方，现在呈请校长准予辞职。

当天，戴笠回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 号之5 寓所，果然写了辞职报告，当即呈送上去。

蒋介石一看戴笠动了真格的，不觉心软下来。蒋想：戴笠当然是不能走的，否则从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心腹杀手？陈仪自然也不能处分，否则，今后何以号召政学系这批官僚为我卖命？看来，鱼和熊掌要兼得，只有和戴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让他了解我的处境和难处，打消辞职的念头。

8 月19 日，亦即戴笠呈送辞职报告的第二天，蒋介石把戴笠召到武昌珞珈山官邸，训示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话锋一转，蒋介石用一种难得的爱抚、亲切语气进一步开导说，陈仪的问题，不是一个陈仪，他是政学系的人，内有张群、翁文灏、魏道明、张嘉、何廉这些党国中枢，外有熊式辉、吴鼎昌、吴铁城、沈鸿烈这些封疆大吏，还有蒋廷黻这些驻外大使，都是和陈仪有关係的。他们中不少人过去为党国的反共事业出过大气力，帮过我的大忙。今天又有不少人是学者从政，我正要借重他们改善政府的形象，为党国的事业效力。自从他们的头子杨永泰在武昌被人打死后，这些人一个个都心存疑虑，战战兢兢，自相惊拢。我正要对他们多加抚慰，使他们安心供职。决不能为了一个张超，再惊动他们，动摇大局。你是我的好学生，就要体谅我的一番苦心。至于李进德，我现在就下令撤销他的警察局长职务，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你也回去好好想一想，张超之事，不许再提了，辞职之事，也不许再提。

戴笠听了蒋介石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极为感动。自从戴笠于1927 年跟随蒋介石搞特工活动开始，戴笠已记不清蒋介石和他见了多少次面，讲了多少次话，但从没有哪一次见面像这一次亲切、随和、爱抚，也从没有哪一次谈话像这一次知己、恳切、充满感情。戴笠真切地感受到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心腹亲信那种无话不可谈、无心不可交、无密不可泄的知己地位的满足。当即，戴笠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地回到寓所，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12 个字。并以此训示手下的特务们说：“我们的一切，都以这12 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神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从此，这12 个字成为戴笠标榜自己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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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12 忠与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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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战起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战场上的规模越打越大；一方面与日方秘密进行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入。在这之间，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姦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陈恭澍奉戴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 年3 月28 日下午1 时57 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但王克敏仅受轻伤，而与他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被当场打死。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遭到杀害。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忧虑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藉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