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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几乎成为戴笠进行反共斗争的第二个大本营。

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保卫战时期，戴笠虽然反共的劲头很足，却屡屡不能奏效。他深知，一方面这是他过去擅长的动辄绑架暗杀的手段难以经常使用，手下又缺乏中统长期培养蓄积的反共理论和专业人才，军统虽然也集中了一批中共叛徒，但这些人过去在中共的地位不高，理论水平也有限，因而难以与中共进行有效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工作的张国焘有意脱离中共的消息后，十分高兴，急电军统在西安的组织，全力配合蒋鼎文、胡宗南拟定接应张国焘到武汉的行动方案。

1938 年4 月7 日，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奠的机会，钻进了胡宗南所备的专车，4 月11 日到达汉口。6 天后，张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组织，4 月22 日国民党《扫荡报》发表《张国焘声明》，5 月6 日发表《张国焘告国人书》。

自此，张公开投靠了国民党。

张国焘到武汉后，蒋介石十分高兴，他初嘱戴笠照料一切，由戴安排张住在武昌小洋楼，并令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继而又决定交给中统运用，由陈立夫具体找张国焘密谈。这使戴笠极为嫉妒。他掌握到负责接待的中统特务、军委会特检处长丁默邨有贪污招待费的劣迹，就向蒋密报，蒋大为震怒。不但决定追究丁默村的责任，而且决定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把张国焘以军委会中将委员的名义交由戴笠运用。蒋的这一决定使戴笠兴奋得几乎不能自己。他连续几天惊喜得睡不着觉，每遇一些密友或手下的大特务时，总是得意地说：“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戴笠认为张国焘此举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如果能利用他过去在中共的显赫地位和声望，对中共开展打进拉出的活动，即使不能彻底整垮共产党，至少可以对分裂中共组织起决定性作用。

戴笠还以能作张国焘的长官而感到自豪，把张作为得意的部属。在武汉时期，张国焘几乎成了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戴每次请客，准备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用很骄傲的口吻告诉其他被邀请的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张国焘被交给军统后，戴笠安排各个特务组织轮流找张国焘谈话，索取中共党组织和军队方面活动的情报。张国焘对此十分卖力，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并积极为戴笠的反共活动出谋划策。不久，武汉形势吃紧，戴笠把张国焘秘密送往重庆，准备作为手中的一张反共王牌进行充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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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11 大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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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8 月18 日，戴笠接到福建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的特急电报，谓该站副站长兼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枪决。戴笠一生与人争雄，屡战屡胜，鲜有失败，何曾受到如此蔑视，现忽闻自己的爱将被人砍头，不觉痛心疾首，当即决定从汉口过江到武昌珞珈山，向蒋介石告状。

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因心狠手辣，很受戴笠器重，并极力加以培养为心腹亲信。陈仪是政学系的核心干部之一，尤与政学系的领袖张群关係密切。

1934 年闽变之后由军政部政务次长调任闽省主政。他与戴笠原无宿怨，但由于有政学系这一层关係，他因而被戴笠取为监视对象，并密令张超执行这一任务。

张超自恃有戴笠这层关係，也就胆大妄为。他在闽北闽南等地招抚土匪，暗地发展军事力量，这就引起了陈仪的注意。陈仪知道张超是戴笠的人，还极力加以容忍。然张超不但不把陈仪放在眼里，而且密谋策划倒陈活动。由此触怒了陈仪，密令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多方搜集证据，伺机捕捉张超。

闽北站站长严灵峰获此消息，多次报告戴笠，但戴笠迟迟未采取措施，待张超在闽已不能立足，这才下令调张超出闽，另行任用。

张超倒陈未成，自己倒被赶出闽省，心中自是不甘，于是决定在临走之前大闹一场，把陈仪搞臭，使陈仪在福建也不能立足。张超将平时搜集的有关陈仪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整理出陈的十大罪状，派人到处张贴。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条是揭露陈仪老婆古月芳是日本间谍，陈仪通过老婆与日本政府勾勾搭搭，因而有汉奸之嫌。这一记无疑是打在陈仪的痛处，陈仪几无退路可走，当即下令李进德逮捕张超。陈仪是有胆量的，他一旦下手，也就不再手软，并且不待戴笠援手相助，就将张超以煽动闽人自治、破坏抗战等罪名，立予枪决示众。

陈仪毕竟是政学系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久历宦海风波，深知政治上制变机先、先发制人的道理，也就不等戴笠告状，先期密派心腹李进德携带张超在福建擅自建立武装、鼓吹闽人自治、暗杀谢荫德、为邝汉鸣冤以及进行倒陈活动的种种罪证，用专机密送武昌，再打电话给政学系首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请张群亲自陪同李进德晋见蒋介石，把张超的罪行和罪证全部呈送蒋过目。

自戴笠出山以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