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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剿共”的十几万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 万大军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 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 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4 个工作对象。

第一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总”“剿共”时作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但杨虎城是位使戴笠很伤脑筋的人物。为了能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戴笠曾经试图用财、色、官等手段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身边的亲信，但很久不能得手。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戴笠立即计上心头。

他请自己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出面，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然后又在交际场中安排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就合。戴吸收向友新加入特务处，由向友新将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向戴全盘托出，并陆续把杨虎城手下办公厅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过去。不久，向友新与戴笠的暧昧关係被胡逸民发觉，胡因此而与向友新离婚。

以后戴把向派遣到冀东给大汉奸殷汝耕做秘书，另派一个女特务、自己的情妇周志英双双去监视殷而又互相监视。向友新后来改名向影心，由戴笠介绍给大特务毛人凤做老婆。

自打通向友新这一关后，戴笠手下的特工系统对杨虎城的情报源源而来。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係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復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但是对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

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至延误校长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特务处西北区，要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係，实行分而治之。

当时，特务们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1935 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涌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至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西北区的特务们更是藉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併。

但是，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专对双方的中上层关係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係，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復兴社、特务处、CC 系、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滑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由此导致蒋介石对张、杨的估计不足，在已经出现种种“异常”迹象的形势下，仍然轻入险地，误入虎穴，最后发生西安事变，造成戴笠一生中特务工作最大的失败。

戴笠第一次得到张、杨将有异动的情报是在1936 年12 月初。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十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