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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乃一代枭雄，武艺精湛，轻功卓绝，且久经险境，临危应变能力，无人能及。早在他感觉到周围有异动的瞬间，身躯微一晃动，看似抽身撤步，岂知他不退反进，向空中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四周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伏地而卧，又啪啪地举枪还击。接着又是一个鱼跃跳起，甩出没有子弹的空枪，亮出匕首与周围的特务展开近身肉搏。

但是，戴笠亲自挑选的这一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凶猛强悍之徒。面对王亚樵这一连串一气呵成的高超搏杀动作，初时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下来，凭藉占据的有利地形和人多势众，远则用枪，近则用匕首，只是一味地把王亚樵向死里打，有时就是误伤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顿时，屋内的桌椅、板凳、茶具、摆设……全被砸烂，地板上鲜血淤积淋漓。王亚樵虽是功力非凡，怎奈寡不敌众，几分钟后终被打倒在地，力竭而亡。死时，身中5 枪3 刀，整个脸皮被特务用刀剐去，全身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时年49 岁。与此同时，远远尾随在王亚樵身后的蔡克强等4 人，闻声拔枪赶来，早被埋伏在四周的吴赓恕等十余名特务用乱枪扫射，全部倒在血泊之中。随着一代枭雄王业樵的遇害，这个在20 年代形成、在30 年代前期达到巅峰的庞大的暗杀团体便全面瓦解了。王亚樵荣于暗杀，亦损于暗杀。

数日后，戴笠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二处处长的名义发电白崇禧，感谢白在10 月初于南宁对戴的盛情接待和对国民政府制裁巨奸大逆王亚樵的协助，并转达蒋委员长对李、白等桂系首领的问候。

这一年的冬天，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南派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刘庐隐从广州潜赴上海。戴笠得到消息，当即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沈醉率一批行动特务，前往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前秘密绑架。结果绑架未遂，即转为公开逮捕，由英国巡捕房带回英租界老闸捕房关押。后经戴笠策划将政学系领袖、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武汉被刺一案栽到刘庐隐身上，将其引渡到武汉归案。自此，西南反蒋派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为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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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_1 “兵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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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初定，戴笠按蒋介石的要求，迅速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用于华北和西北方向。对于西北，蒋介石指示戴笠，一方面要加强对红军的情报工作，侦查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要密切注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动员张、杨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进行“剿共”，配合中央军对避居西北一隅的数万红军作最后一战，以竟“剿共” 全功。据此，戴笠在指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对西北区的组织进行适当充实调整。一是将各地特务机关中吸收运用的一些中共叛徒抽调西北区，把他们送到第一线和中共作战，策略是“以共制共”；二是内定调特务处的反共专家、上海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区的反共特工活动；三是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凤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职负责处理有关西北区方面的情报和业务，以加强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毛人凤也从此参与处理戴笠的机密事项，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 年，成为戴笠的心腹亲信和团体事业的看家人与继承人。自此，西北区的特务工作成为戴笠关注的主要方向。

对于戴笠来说，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是注视得较晚而又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就抓得更晚了。从1932 年至1933 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 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

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即使是“大饭桶”一隻，“大草包” 一个，也是一律来者不拒，其原因：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係，呼朋引类，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力之一变的是1935 年。这年的1 月1 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黑幕重重的，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蒋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覆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 “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