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页

两个人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影响。一旦行动不慎，不但完不成任务，反而会弄巧成拙，引火烧身，到时候蒋介石为洗脱自己，拿我是问，一颗脑袋岂不难以保全。想到这里，戴笠决定此次行动不定期限，主旨是务必成功。

戴笠从夏间开始，就着手布置对史、吉两案的行动计划。史量才在上海，戴笠决定这一案由自己亲自负责。困难的是吉鸿昌在天津，当时特务处的两名大特务都已分别出国。郑介民随復兴社军事考察团于当年春天赴欧洲考察，唐纵也正赴德国任驻德使馆副武官。特务处派不出另外的高级行动人员，自己又苦无分身之术，不得已而求其次，戴笠决定把“吉案”交给陈恭澍具体负责。这时，陈恭澍已升任特务处北平站站长，杀死张敬尧的枪手白世维任北平站行动组长，北平站人员扩充到 20 余人，该站成为特务处华北地区的主要特工力量。为了配合北平站完成“吉案” 任务，戴笠命令新上任不久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兼行动组长王子襄受陈恭澍节制，协助陈恭澍完成任务。

“史案”则由戴笠亲自到上海布置执行。具体行动人员仍由特务处华东区行动组担任，该组基本上还是1 年前暗杀杨杏佛的人马，由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和司机张秉午等7 人组成。

在整个夏秋间，戴笠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史、吉两案上，但始终没有什么大的进展。首先是陈恭澍执行“吉案”的活动遇到困难。当时，戴笠交给平津两站的任务除“吉案”外，还有制裁汉奸石友三、张壁等任务。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把吉鸿昌列为“密裁”名单的第1 号，加以布置。因吉鸿昌居住在天津法租界内，陈把调查吉鸿昌行踪的任务交给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要求吕儘快侦获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址、行经的路线、外出停留的处所、经常接触的人员等。但是，吉鸿昌知道自己已是蒋介石黑名单上的主要人物，于是利用法租界作掩护，经常变换住址和活动地点、活动方式，加之又有中共地下工作者掩护，使吕一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搞清吉鸿昌的行踪。

戴笠在上海“密裁”史量才的行动也遇到困难。戴笠原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并一度考虑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的《申报》馆和史量才住宅附近找一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侦查史量才的行动之用，但迟迟不能找到。加之自从1 年前的“杨案”在租界内发生后，租界巡捕房加强警戒，史量才本人也步步加强戒备，出门不离保险汽车，来去无一定规律，使“史案”行动组始终难以拟订行动计划。经过反覆考虑，戴笠吸取1 年前过得诚被逮捕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计划，另找地址执行。正在这时，“史案”行动组特务通过上海帮会关係，与史量才的汽车司机黄锦才结识，从黄身上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度假，于是指示赵理君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订在杭州动手的计划。

两案的行动人员一时都没有进展，戴笠焦急不安。于是他分别召见两案的行动人员，进一步周密研究。对“吉案”，戴在分析研究后认为，吉鸿昌的活动范围离不开西北军，吉案行动人员应该顺着这条线摸下去，相信必有所得。陈恭澍等特务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马上调整侦查方向，从亲朋故旧中寻找与西北军有关係的人物，果然找到两名曾与西北军有关的旧军人郑恩普和傅丹墀。并很快打听到这两个人最近与吉鸿昌都有接触。陈恭澍等人得到这个情报，十分高兴，就利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方法，拉郑、傅加入特务处，报戴笠批准，在天津站设立军事组，由郑、傅共同负责，专事掌握吉鸿昌的行踪，及时向陈恭澍汇报。于是“吉案”有了转机。

在“吉案”有了转机时，“史案”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在这段时间里，赵理君等人调查到一份情报，是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为上海名妓时，结识了一位镇江恩客陶保骏，陶于辛亥革命时挟充任清朝南京军职时贪污的十数万军饷避居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英士探知陶有乘机割据镇江、自任镇江都督的企图，即将陶保骏拿获枪决。沈秋水得此一笔横财，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被素与沈秋水要好的史量才知道，遂以“保护”

为名娶沈秋水为妻，陶的一笔巨资也悉数落入史的掌握之中。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此事终为陶的家人知悉。陶有一兄一弟一子。兄为津浦路南段局长，弟为陆军军官，子也长大成人。3 人皆扬言要向史復仇。史知处境险恶，因而雇有保镖，购买防弹保险汽车，并练习拳术、技击等，以防不测。

戴笠得此情报，大喜过望。本来戴笠就忧虑“史案”与“杨案”不同，史量才是上海以至全国着名的报业巨子，手中握有申、新两报，居于舆论中心。加之，史量才几年来思想激进，广泛结交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各阶层素孚重望，早已为各界瞩目。如果一觉醒来，人们发现史量才因宣传抗日舆论而横死街头，明眼人岂有不知是谁所为？到时必定在新闻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给校长在政治上带来麻烦。现在史量才有此“谋财”的秘史，何不加以利用，一则可以转移国人视线，把史案说成“仇杀”，二则可以通过陶氏族人报仇的谣言，逼史离开上海，到杭州避难，岂不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