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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 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 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份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恆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果然，沈醉确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

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材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隻眼、闭隻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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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6 黑色的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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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6 月8 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赴下关给有吉公使去上海送行后忽告失踪，日方为此向中国政府索人，并威胁要追究南京政府的责任，派遣陆战队以武力进行搜索，并调集海军舰隻开赴南京江面，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江西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可这时却突然冒出个藏本事件，如果一旦处理不好，中日开战，围歼红军之战岂不前功尽弃。于是，蒋介石下令南京的宪警机关全体出动，全力进行侦查，务必迅速找到藏本。但蒋对宪警机关的工作效率历来是不放心的。又单独召见戴笠，交代他两件事，一是要派出手下的特务，帮助查访藏本的下落，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要迅速弄清日方製造藏本事件的背景，以决定对策。

戴笠回到特务处，立即召集高级特务进行布置，一方面通过卧底在日方的“关係”，侦查藏本事件后日方的动向，一方面派出精干人员，参加对藏本的查访工作。戴笠本人则亲自坐镇特务处，日夜督促，毫不放鬆。

在日方工作的人员很快把情报反馈回来。原来日方此次行动是由日方特务机关事先策划的阴谋，准备以外交人员失踪为理由，派日本海军陆战队从下关登陆，占领交通部，企图抢走当年满清与帝俄所签订的一份中东路合同，以便日方向苏联交涉强买中东路。戴笠把这个情报向蒋汇报后，蒋看到暂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鬆了一口气，就一面指令加强南京的警备，一面饬令积极搜索藏本。到6 月13 日上午，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在南京紫金山明孝陵附近发现了藏本的踪迹，结果很快于中午寻获，送交日本领事馆，一场危机平息。

藏本事件把蒋介石惊出了一身冷汗，使蒋介石深深感到：在江西红军没有剿除，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消灭之前，决不能在中日之间引起任何纠纷，以便让日方找到藉口，製造新的挑衅，影响“攘外必先安内”既定政策的贯彻。这时蒋想起了两个人，一是天津的吉鸿昌，一是上海的史量才。多年来，这两个人一在北搞武装抗日，一在南搞舆论抗日，搞得蒋焦头烂额，使蒋感到必须早下决断。于是，蒋把戴笠找来，询问对吉鸿昌、史量才的工作情况。

戴笠报告说，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后，现在又潜伏在天津，联络一批下野失意军人，在共党的协助下，组织什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线》杂誌，进行抗日和反对校长的活动。

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