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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对特务处最重大的改进调整就是在“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

的方针下，大量控制掌握公开机关，为蒋建立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在早期，最先落入戴笠之手的公开机关是首都警察厅的调查课。由戴笠推荐特务处特务、黄埔四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赵世瑞任职。接着掌握了杭州市警察局和浙江警官学校；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戴手，由戴推荐翁光辉任股长。

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交通警察机构。经戴推荐特务处上海区长、老资格的黄埔一期生、广东琼山人吴乃宪出任总署长。从此，特务处掌握了这两铁路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特务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就是总处机关和上海区的许多内勤特务来往于京沪杭之间，也能得到免费优待。从杭州、上海等地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全力协助。驻苏州警务段长韩尚英，还被吴乃宪专门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戴笠在上海掌握的公开机关有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对特务处上海区帮助极大。许多案件上海区不便出面，藉助这两个机构便可以放手进行活动，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的工作效率。另外，特务处还掌握了私立上海肇和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上海警士教练所、上海招商局警卫组等公开单位。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开始于1931 年，但最初由CC 系统的中统特务组织把持。戴笠的特务处由于插手较晚，缺乏优势，因而与中统的争夺十分激烈，有时一些地方的邮电所长甚至被双方的特务暗杀。直到抗战初期，戴笠才把这个机构彻底从中统手中夺过来。

戴笠把军队特工系统的控制权从邓文仪手中夺来完全得益于南昌机场大火案。 1934 年夏，正当蒋介石集中全力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的时候，南昌飞机场不明不白地一把大火，把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此事立即震动了京市朝野。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邓文仪深入一查，初步确认是放火而不是失火。放火的目的是要消灭一件购买飞机贪污的证据，而此案又与宋美龄有些关係，故邓文仪不便于报放火，亦不便报失火，只得这样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的拖延，久不断案。结果，由于各界的穷追不舍，蒋被惹得火冒三丈，一怒之下，当即下手令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长等14 个兼职。凡邓手下的1722 名特务，全部移交併入戴笠的復兴社特务处系统，并由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

戴笠的喜悦真是难以表达，难以形容。但是，他也不便于得罪復兴社的一批大头目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飞机案。而且，他不亲自出马，另派特务处特务、黄埔三期毕业的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当邓文仪系统的大特务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机关的100 多名特务到南京特务处机关报到的那天，戴笠组织全处机关的特务们列队欢迎，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了安抚邓系人心，收买邓系的特务为己所用，他声言今后一视同仁，和衷共济。

并慷慨任命张严佛为特务处的书记。

从此，戴笠不但实力大增，而且控制了整个军队的谍参和特工系统。这批人中，戴笠尤为得意的是接收了设计委员会一批曾留学过德、日、俄等国的所谓学有专长的学者，其中有出卖陈独秀的中共叛徒谢力公，有着书立说的程一鸣等等，还有日本通顾子载等。另有一些知名人士被陈诚挖走，戴笠无奈，只好在背后诟骂，以发泄不满。

以往，特务处没有定製，经费开销，捉襟见肘，不能满足特工队伍迅速发展的需要。现在接过邓文仪的摊子，不但原来的经费照领，而且利用调查科的定製，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经费大大增加，更有利于特工活动的开展。

戴笠在回忆早期特务处的发展时，经常夸耀说：掌握浙警校是他走的第一个红运，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他走的第二个红运，有了这两个红运，才能有早期特务处的迅速发展壮大。这话确是不错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军事谍报工作的控制，戴笠先后在南京洪公祠和慧圆街举办 “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所调训人员皆为现役谍报参谋人员。调训完毕仍回原部队服务，该班主任由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职务的郑介民担任，特务处中校特务文强任政治指导员。该班先后举办了3 期，每期6 个月，为军队训练了大批军事特工人员。

这时，戴笠掌握公开机关的又一个成就是推荐周伟龙出任国民政府禁烟密查组组长，开始把特务势力打入禁烟机构。蒋介石的禁烟活动始于大革命以后。当时各省军阀割据的地区烟馆林立，烟毒泛滥。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材、王家烈，湖南鲁涤平、何键，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既是军阀头子，又是贩毒头子。一船烟土出江顺流东下，一船枪械入江逆流西上；一批烟土东运，一批金银西运；安徽、河南等地的军阀眼红，也强迫老百姓栽种罂粟，大做贩毒生意。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只能控制长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线，权力亦只能及此，汉口虽设有特税局，负责征收烟税，但又被湖北省主席、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等地方实力派人物把持，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