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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4 “以组织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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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中并没有进过任何特工学校。他早期所有的特工理论和经验，主要来自于他的实践以及留俄学生翻译出版的苏联“格伯乌”、“契卡”组织的几本小书。他积多年亲身搞特工的经验，认为唯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最为严密，也最有力量。因此，在早期创建特务处的过程中，他反覆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套办法建立特工体制，与中共进行斗争，打击反蒋势力等等。

据此，戴笠从一开始就严格规定特务处的一切活动均处于地下状态。特务处的对外联络站设在南京鸡鹅巷53 号，这里既不挂任何牌子，也不设任何岗哨。行人亦可以从门前经过，所不同的是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把守，进出都要严格检查证件。特务处本部原设在徐府巷，后搬到洪公祠1 号。但特务处外勤人员非有特殊情况不能去洪公祠1 号，而只能到鸡鹅巷53 号接洽，再打电话到洪公祠1 号报告，由那边派人来谈。外边的信件包裹，也都要先寄到鸡鹅巷53 号，再由内部交通转洪公祠。因此，洪公祠1 号不但局外人不得而知，就是特务处的大多数外勤特务也只知有53 号，不知有1 号。

进入鸡鹅巷53 号和洪公祠1 号都必须有特别出入证，但这种出入证照例只有内勤人员才发。出入证每年更换一次，封面只有“出入证”3 个字和1 行号码数字，打开来里面有照片、姓名、工作科室、职级等，却没有工作机关名称。特务们出门时须交登记室，回来时再取回，不准作其它用途。有时，特务们出去后因故不能返回，又无任何证件，连住宿都成问题。一些特务常常私下自嘲：“我们都是一些榜上无名的黑货”，戴笠听到后，却鼓励大家说，这就是“无名英雄”。

戴笠给每个特务严格规定：不准在洪公祠1 号或鸡鹅巷53 号私自会客，不准泄露办公地址，通信要用鸡鹅巷53 号或程阁老巷33 号的地址，然后转交。电话也要保密，家属偷向洪公祠1 号打电话，有受严厉警告的危险，严重者则受“团体” 纪律的严厉制裁。南京的总处机关如此，外勤各级特务组织也都是隐蔽地下活动。

特务处及各级特务组织和重要特务头目，都一律使用化名。戴笠仿照共产党组织活动的特点，规定特务处所属的各级组织之间，只准有纵的关係，不准有横的关係。特务之间一律职务服从，不讲年资功绩。特务刺探、搜集情报的重要手法就是伪装不满现状和“反蒋”的进步姿态，以引起同情者的注意，然后打入反蒋派或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活动。又由于各组特务常常在一个地方活动，彼此又没有联繫，因此一个特务伪装进步，另一个特务则接近上去，自己人做自己人的情报，双方又都是使用的化名、假名，报到上级也不容易发觉，结果花了不少人力、财力、物力，等到双方都表演得差不多，准备逮捕对方时，经核对照片，才知道原来都是自己人。有时，这种假戏演得过分真切，居然惊动戴笠向蒋汇报，等到逮捕后才知道是自己人扮的假货，戴笠一时不好向蒋交代，也只好假亦真时真亦假，以错将错了。不过，戴笠运用这种方法建立特务处的内部体制确使特工活动常常处于主动位置，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也是戴笠的军统组织比蒋的其它特务组织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能更好地仿效苏联“格伯乌”和“契卡”以及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方法训练特务，戴笠曾征得中统头目徐恩曾同意，并报请蒋批准，借调原中共中央保卫局负责人、中共叛徒、中统特工训练行家顾顺章担任特务处南京特训班的顾问和教官。戴发现顾顺章训练特务的方法中溶入了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确有一套，大为讚赏。就用种种方法企图拉拢顾加入特务处，顾也有背徐投戴之心。此事被徐恩曾察觉，就藉故把顾顺章除掉，以绝后患。

随着特务处的创建和发展，戴笠逐渐感到德国和义大利法西斯特务组织的一套办法更适应他的需要。于是，他又把眼光转向德、意特务组织的经验和办法。1933 年下半年，戴笠一次因事去河南活动，特务处书记唐纵主持工作期间，批准赵世瑞秘密逮捕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分子。事后，汪精卫得知是特务处所为，大怒之下，向蒋要人。蒋为了敷衍汪精卫，不得不下令将唐、赵扣押。戴得悉后，匆匆赶回南京，向蒋力陈保释，并善言抚慰唐、赵二人。

适时，復兴社高干■悌奉派驻德大使馆武官。经戴向蒋建议，唐纵被派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行前，蒋、戴分别交代唐去德国的目的，是要他学习德国法西斯特工组织的经验。唐果然不负戴望，在德期间专心调查掌握德国特工活动的办法，定期有详细报告给戴，介绍德国特工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建议戴笠要掌握警察、交通、检查、邮电等公开部门，并渗入工厂、机关、军队、团体、监测无线电台和收音机以及干扰广播，以便配合特工活动。唐纵还建议要多派特务到德、意学习，开阔眼界，吸取经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