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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也看中了禁烟督察处，千方百计地加以钻营。其目的一是可以借禁烟缉私进行特工活动，掌握各地反蒋势力的情报，打击或利用反蒋力量；二是可以掌握控制缉私团为特务武装，扩充特务处的实力；三是可以从中截留经费，弥补特工经费的不足；四是可以加强特务处在蒋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

蒋也知道离开特务搞禁烟督察是不行的，于是在改组两湖特税局为禁烟督察处时，戴笠就安插了不少特务进去，监察主任办公室、监运所、缉私主任办公室等这些重要的机构大都被戴笠的特务控制。各省的禁烟督察处禁烟特派员公署一旦成立，戴笠总要千方百计保荐特务去当秘书或缉私团的团长、营长等。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李崇诗就曾被派到广东禁烟特派员公署任秘书，以便监视牵制禁烟特派员萧觉天。

早期，在禁烟督察方面，戴笠最大的劲敌是邱开基。邱是云南景东人，黄埔三期毕业，復兴社高干，南昌行营调查科邓文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手。

邓文仪被赶出特务系统后，邱仍见重于蒋介石，被任命为10 省禁烟督察处缉私处处长，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当然不把戴笠放在眼里。当时，邱开基的势力发展在先，戴笠的势力发展在后，这也是由于禁烟机构本是从南昌行营发展到豫、鄂、皖三省再逐步推进到全国的缘故。但戴笠的势力发展很快，最终形成两人力量不相上下，暗斗颇烈的状况。双方都拥有相当兵力和特工人员，又都是蒋的亲信心腹，一时谁也吃不了谁，只好达成君子协定：“划江而治”。邱开基的工作范围是：从重庆、宜昌沿长江到汉口，又从洛阳、襄阳沿襄河到汉口，这两条支线合为一线，再从汉口沿江而下，经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直到上海。戴笠的工作范围是：由重庆出乌江到贵阳，经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广州、福建，沿海岸线直到上海。这是当时全国两条最重要的运土贩毒路线。

戴笠与邱开基表面上达成默契，一时相安无事。但戴笠做人的信念就是平生不与对手作任何妥协。他表面上把长江一线让给邱开基去搞，暗中却指使特务处湖北站站长周伟龙从各方面收集邱开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材料，不断通过第三者的渠道向蒋密报，而自己则装得很超然的样子隔岸观火。

果然，蒋对邱起了厌恶之心，下手令委派周伟龙为禁烟密查组组长，调查邱开基违法乱纪的黑幕。不久，蒋根据戴笠呈报的大量揭发材料，一怒之下，把邱送进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贬谪云南任省警保处长，彻底赶出缉私系统。邱在长江沿线的势力也全部被戴接管。

戴笠为了提高特务处的工作效率，十分重视对无线电通讯系统的建设。

1933 年11 月，特务处就建立了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当时号称全国两个半电讯人员之一的魏大铭主持其事。不但各个省站配有无线电台，而且许多重要地区的情报组都配备有无线电台。主要情报，各情报组可以不经省站直报“总处”。 1933 年12 月，戴笠为了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斗争，特别聘请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密码破译活动。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在几年后的抗日战争中，对破译日军密码起了重要作用，对军统的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了加强电讯人员的培训，戴笠除了在浙警校举办电讯班以外，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三极无线电所，专门培训特务处电讯方面的发报、译电和破译人员，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特工活动的工作效率。为此，戴曾多次受到蒋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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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1 初斗王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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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出任復兴社特务处处长后，蒋介石对戴笠特工实力的第一次检验，是从戴笠与王亚樵之间的一场恶斗开始的。

1924 年的齐卢大战后，王亚樵、戴笠各自分手。戴笠回江山县蛰伏了一段时间毅然南下，投军黄埔，走上了追随蒋介石的道路。王亚樵则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活动。1926 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代，王亚樵任安徽副宣慰使，在洪泽湖起兵，准备进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后被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包围于洪泽湖中，于1927 年春经血战突围到南京，王亚樵第三次起兵失败。

1927 年4 月18 日，南京各界知名人士与市民20 万人齐集省立体育场，蒋记南京政府在这里举行“奠都典礼”大会。这时，蒋介石已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铁路护路司令，并让他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表祝辞。岂知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在6 天前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非常不满，就在大会上冒言直谏南京政府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将北伐进行到底。王亚樵此举无疑把自己推到蒋的枪口之下。大会结束后，果然当即遭到蒋的追捕，王亚樵从此走上了10 年反蒋的道路。数日后，王亚樵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反蒋暗杀活动。此后，无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与之合作。

1927 年秋，王亚樵曾计划谋刺助蒋为虐的安徽军阀陈调元。适时戴笠在上海因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