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宫出来后，袁世凯登上回天津的火车，傍晚回到天津。有人看见他走进了荣禄在天津的官邸。
接下来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
光绪原本想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的。可伊藤博文多么的精明，他跟袁世凯其实是同一天抵达北京，经过这么多天的摸底，他当然知道清朝说话管事的是谁。原本举国期待的伊藤博文来华事件，就在双方的草草客套话中轻轻地画上了最后一笔。
光绪的政治使命，在此刻彻底终结。
变法第一百零三天，政变当日
早朝期间，很久不亲临朝政的慈禧来到了满朝文武面前，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三次政变。
对着满朝文武，慈禧发布了两条重要命令。
第一条，大意是说我老佛爷又回来了！光绪皇帝以后说话不算数了，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我掌管。
第二条，逮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命令原话是这样的：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早朝结束后，慈禧随后又回到了颐和园。
晚些时候，梁启超劝谭嗣同和他一块儿躲入日本使馆，然后逃到日本继续战斗。但谭嗣同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至于中国，就从我开始吧！
谭嗣同选择了另外的战斗方式──牺牲！他可以逃而选择不逃，他可以不死而选择死，这是怎样的血性和胆识！
尤其难得的是，这谭嗣同可是一位真正的官二代，老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
八天后，9月29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在菜市口就义，罪名是“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
谭嗣同死之前在狱中写了《狱中题壁诗》：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咦？咱们熟悉的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崙”去哪里了？原本就没有，是梁启超偷梁换柱的结果。而且，这“我自横刀向天笑”是太平天国将领苗沛霖三十年前所作《秋宵独坐》一诗中的一句，梁启超属于借用。
梁启超果然是大手笔。
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至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到死也没有等到渴望的自由。
第30节
120、
（6）袁世凯到底告密与否？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在荣禄的官邸说了些什么？
答案可能是告密，但他的告密并不是发动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激烈程度，理由有三：
理由一，逮捕康有为等人的罪名前后有变化，政变之初并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命令，所以谭嗣同他们没有跑，很轻易地被抓了。
21日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意思。而29日的罪名就变成了“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
把康有为及其为首的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必然是慈禧知道了“围颐和园，武装夺权”的结果。
这应该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与结果，只不过慈禧知道这件事显然已经是21日之后的事情了。
理由二，荣禄来不及赶回北京告密，而且康有为的逃跑早就暴露出变法已然失败了。
慈禧发动政变的时间是21日凌晨，而袁世凯回到天津已是20日晚上。
即使袁世凯20日晚真的向荣禄告密了，那个时候天津到北京的火车没有晚班车，技术和设备都不能支持夜间行车，所以荣禄到不了北京。
退一步讲，即使荣禄骑马到了北京，他也见不到慈禧。
北京实行宵禁，夜里他即便赶到，也根本进不了城。因为慈禧归政之后，只有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可以直接觐见，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因此荣禄要见慈禧还得巴巴地去找亲王引见。也就是说，荣禄如果夜闯深宫也要拉上亲王，这么麻烦地跑一圈，天早就亮了。
所以这场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引发的，恰好相反，是康有为的急功近利致使同仁牺牲，也让光绪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理由三，袁世凯确实告密了。
一起来看一看袁世凯回到天津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20日晚，袁世凯走进了荣禄的府邸，至于他去找荣禄的理由，可能性有很多，譬如给领导汇报北京之行和中央最新指示，或者买了小礼品拍领导马屁，又或者是去告密。
但有两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一，荣禄欢迎他的仪式有点过于隆重了，荣禄的卫兵夹道，明晃晃的军刀刺疼了袁世凯敏感的神经（卫兵夹道罗列──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不光张一麐这么记载，而且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是如此记录，这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与袁世凯一直不和，他的日记真实度很高。接下来的引用皆出于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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