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袁世凯见到荣禄时，发现杨崇伊也在场。
原来杨崇伊在说服慈禧发动政变后，就受慈禧所託，来到天津告知心腹荣禄她又出山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最高指示。
总之，荣禄早就知道了慈禧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也知道了光绪给袁世凯升官的消息，但他都装作不知道，其目的不言自明，两个人根本不信光绪没给袁世凯安排什么任务。只可惜卫兵夹道还是暴露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对袁世凯很怀疑。
接下来，杨崇伊与荣禄演起了双簧，杨崇伊阴恻恻地说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则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
袁世凯这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了，毕竟光绪升他官的事情怎么解释呢？而且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劫后之谋”的事情会不会败露呢？败露了不仅要掉脑袋，还要连累家人……
袁世凯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
若是告密，谭嗣同等人必死；若是不告密，他袁世凯也只有死。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权衡之下，他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坦白从宽，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的性命，只好牺牲大家了。于是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跪求荣禄为他作主（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跪求荣为作主）。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崇伊把袁世凯的密告带回了北京，慈禧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谭嗣同等人被捕。
第31节
121、
（7）真正的罪犯
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
关于戊戌变法：
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
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那样坚定的维新派，在湖北，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也基本上支持变法，有这些人的表率，其他地方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
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还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
因此也不能说变法就註定会失败，之所以失败，就败在维新派自己手中。
首先是光绪自己的问题。
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光绪，他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竟然只见过一次面。
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于是，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做主。不过光绪的政治手腕还是太嫩了点，又严重缺乏执政经验，操之过急，没有规划，没有步骤，不懂妥协，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旨意一天三变，恨不得几天之内就把几千年的积弊翻转。
结果从中央到地方都阳奉阴违，包括那些真想变法求强的官员都无所适从。
光绪有热血，有动力，很努力，可是缺乏历练，太没有经验了，如果有几位老成持重的能臣辅助的话，也许会好很多！
然后是康有为等维新派自己的问题。
先看看不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这位仁兄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时上奏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五十两银子，加起来十亿两白银，两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奏摺》）。
就冲这个奏摺，谭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问题。
康有为这几个人之中，官阶最高的也就是军机章京杨锐等四人（四品），康有为本人仅仅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掌握了帝国军队、政治话语权的顽固派。
双方力量对比不啻于螳臂当车！
遥想当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领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彼时一对比，除了王安石名气更大、实力更强以外，康有为和王安石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这两位都是太固执且自负的人，太急于求成了。
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
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数十万旗人算是被得罪了。
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
三、裁汰冗员，撤销閒散重迭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
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
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清廷根底──旗人，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
变法应该是逐渐过渡的，新的房梁还没从木材厂拉过来呢，旧有的地基都被刨了，房子怎么盖？与伊藤博文等变法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就像孩子一样。
康有为实在是太急躁了，他想把保守派一棍子全灭了，想把几千年的积弊一下子革除了，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
其实，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要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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