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两湖,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为,希望你们加以注意,以收到
响应的效果。”在槟榔屿会议上曾决定组织500 人的敢死队,但这个数目不
敷应用,其后扩大到800 人,分为10 路,每路50 至100 人不等。这800 人
敢死队,作为“选锋”,以衝锋陷阵。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苏、浙江、
湖南、四川、云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选锋”队员,到香港集中,这些
队员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为了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40
多个秘密机关。
各个机关之间不发生关係,如果一个机关被敌人破获,就不会牵连别
的机关。
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路线偷运到广州。
在广州和香港都开设了出卖假髮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则密藏在假髮内或装
染料的锡罐里,从香港运往广州。枪械也夹杂在里面运到广州。
第六章血祭黄花冈
广州起义的日期预定于4 月13 日。但是,4 月8 日,从马来亚归来的
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
温生才被捕就义。
《可报》对刺杀孚琦的温生才烈士公开表示讚扬。清政府对《可报》
本来就很嫉恨,因它是咨议局办的,苦于没有把柄,奈何不得,现在便借题
发挥,以“恐莠言之乱政,禁邪说之惑人”,以免“片纸风传,一倡百合”
为藉口,勒令《可报》永远停版。
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
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 月27 日。黄
兴于4 月23 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
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
广州城内谣传:革命党人在4 月底前举事,粤督张鸣岐对起义已有所
闻。4 月25 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
高地。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
缓期。但参与选锋的喻培伦、林时塽等深恐事情败露,无法再举,故坚决反
对。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
于是黄兴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
港的选锋队勿来广州。
但是,喻培伦、林时佺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花了
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
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
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
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
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喻培
伦曾因试製炸药损伤一臂。他更是激烈主张按期起义:“就是大家都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你们四肢俱全,
难道还不如我这个残废人吗?”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集合三
四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岐。
4 月26 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据说,其中
10 名军官中,哨官温带雄等8 人热心革命,一人中立,仅一人反对革命。
陈炯明闻讯,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
4 月27 日按期起义。黄兴也很受鼓舞。革命党小东营会议因此决定:在广
州的500 人“选锋”兵分4 路,于27 日下午5 时同时发动。
黄兴立即给胡汉民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这份27 日起义的
电报,直到26 日夜间10 点钟才传到香港。此时尚有300 多“选锋”滞留在
香港,200 多枝枪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启航。
香港统筹部的赵声主张:所有300 多“选锋”携带武器次日搭早班船
去广州,上岸时若被查觉,即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但是,胡汉民和刚
从湖北来到香港的谭人凤反对,他们提出: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
人乘晚班船去广州。于是,香港统筹部急电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
日。谭人凤和黄兴之子黄一欧乘早班船去广州。赵声、胡汉民带领300“选
锋”搭乘晚班船去广州。
陈炯明接到香港统筹部的电报,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主张延期一
天起义。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谭人凤到
达广州起义机关时,黄兴及其选锋队伍已经准备就绪。谭人凤未能说服黄兴
推迟起义日期。
4 月27 日下午,黄兴命令在广州的“选锋”队兵分四路:黄兴率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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