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復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復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藉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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