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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赫尔利回答时的态度还不算冷淡的话，那么他的答覆本身则是冷冰冰的——美国政府将遵守雅尔达协议。蒋介石的建议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儘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史达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史达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权，于是他要求史达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史达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史达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史达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史达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社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蒋介石传--第十九章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第十九章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覆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係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