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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部分怒火是日积月累的。社会保守派害怕共和党权力核心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出卖他们，就因为小布希需要吸引温和派选民。桑托勒姆开口说话之前，社会保守派就已经对2003年3月共和党主席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与同性恋游说集团“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之间的一次秘密会见感到愤怒。而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保险套布希”(9)之子拒绝支持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制度。他不是不动声色地去除了2000年费城共和党大会上的反同性恋言辞吗？他不是在政府中任命了几位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吗？这些任命中包括一名大使和美国爱滋病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nal AIDS Policy）先后两任负责人。

桑托勒姆事件后，着名的社会保守派与拉西科特的会见使他们的不快有根有据了，他们使拉西科特承诺与“革新后的”前同性恋团体会面。但社会保守派事业的忠诚者还是感到紧张。加里·鲍尔（Gary Bauer）大声疾呼：“草根阶层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在这些道德问题上含混不清。”接替他担任“家庭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肯尼思·康纳（Kenneth Connor）说：“心不齐，事不成。”拥有近200家电台的唐·怀尔德芒（Don Wildmon）牧师宣称，如果共和党继续向同性恋者献殷勤，他们就走人。

当小布希最终要求修宪以禁止同性恋婚姻时，社会保守派鬆了一口气，并且在2004年的选举中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支持他。然而小布希的其他背叛行为并没有使社会保守派放下心来。例如，他为什么要把伊斯兰教称为一个和平的宗教？在小布希可能任命一位温和派（比如艾伯特·冈萨雷斯）接任最高法院中将要退休的大法官问题上，社会保守派依然态度僵硬。老布希1990年任命戴维·苏特（David Souter）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打那以后，苏特在大多数问题上都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堕胎问题上更是如此。提到这件事情，菲利斯·施拉夫利说：“我们不能忍受又一个戴维·苏特。”保守派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西班牙语中苏特是怎样发音的？”“冈萨雷斯。”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保守派坦率地承认，小布希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的总统。部分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正直的人。在小布希的整个总统任期里，基督教保守派对小布希的支持率出奇的高。曾经为两位布希总统效力的福音派信徒道格·威德（Doug Wead）在2000年竞选时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系列纪录片《前线》（Frontline）中这样说道：

每种亚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变调。有时候，正是因为强调了某个单词中的一个音节，或者是一个单词念得不齐，你就马上可以认出某某人是来自与你相同的亚文化。而福音派亚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当小布希与福音派基督徒相遇时，他们立刻就知道，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2]

儘管韦里奇对小布希没有支持桑托勒姆感到焦躁，但他还是欣然承认，小布希总统在社会问题上的记录比德高望重的罗纳德·里根还要好。正如本书第五章中所提到过的，小布希给予社会右派很多很多，足以让他们高兴不已：进行节制教育、签署对晚期堕胎的禁令、禁止克隆、在干细胞问题上取得了一半的胜利等。但他们要的比这多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白宫在应对社会保守派时处于难以平衡的窘境。一方面，小布希和罗夫完全清楚假装对堕胎问题和同性恋持宽容态度的代价。他们也看见了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gger）在加利福尼亚州取得的胜利。这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共和主义的巨大可能性。施瓦辛格是一个赞成同性恋和妇女自由选择节育的共和党人，因此他在共和党已经不抱指望的这个州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守派不去投票，那么小布希的事业会遭到巨大的打击。仔细翻阅2000年的选举结果，共和党人发现统计数字令他们恐惧：1996年投过票的400万基督教保守派，2000年并没有去投票，而2004年他们重新回来投票，这是小布希赢得选举的一大原因。

在阵营内部

白宫还要考虑另一大挑战。基督教右派不再是一群只是在选举日去投票站的局外人了，他们完全处于共和党阵营的内部。基督教保守派等级制的守卫者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一种普遍的疲乏氛围压过了基督教右派更为常见的东西。在经年紧张的活动主义之后，最杰出的福音派信徒最后都筋疲力尽、才思枯竭，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机构和领袖。

基督教右派最有名的组织依然是基督教联盟。拉尔夫·里德创办的这一组织仍然同一些国会领袖关係紧密，着名的有汤姆·迪莱和里克·桑托勒姆。在2000年的选举中，该组织分派了7000万的选民指导，广播节目中充斥着支持小布希的节目，并且帮助制止了麦凯恩的造反。然而自从里德1997年9月离开，基督教联盟一直处境艰难。它宣称自己依然拥有大约2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