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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枪枝拥有者一样，支持地产权的人不仅有自己的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五修正案》(8)既保证保持沉默的权利，又限制政府的征用权），还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网络和活动分子。因为都是大牧场的管理者，因此这些人的利益被结合到了一起。山地州法律基金会（the Mountain States Legal Foundation）为他们提供律师。竞争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能够发出很大的声音。蒙大拿州博兹曼（Bozeman）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心（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即广为人知的PERC，提供抨击的弹药，以证明自由市场的环保主义的正当性。而自由意志论的右派并未完全团结在地产权的主题上。阿诺德依然在嘲弄卡托研究所，该研究所觉得把太多的关注放在了大牧场主的“补贴”水问题上。对于西部地产权运动来说，个人在公地上拥有私人地产的想法，是不可剥夺的原则。

环保人士认为，地产权运动是大企业的工具。一些先前的案例的确是为了保护大伐木公司和矿业公司的利益，但就大部分案例而言，大多数活动分子是由于受到这样或那样不公正对待的刺激而采取行动的，因此这一运动确实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中最着名的活动分子是查克·库什曼（Chuck Cushman）。1978年，美国国家公园局企图强行购买他在约塞米蒂（Yosemite）国家森林公园的小木屋，之后他成立了美国土地权协会（American Land Rights Association），该团体现有2.6万名会员。该运动现在的急先锋是内华达州的牧场主韦恩·黑格（Wayne Hage），他在为争取补偿而战，20年前联邦政府从他手中夺走了古老的水权。（有一次黑格在放牧牛群时碰上了森林局的两个代理商，他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两个无地自容的森林局仆佣回答道：“因为我们有上级命令。”）

小布希在第一个任期里拿捏得恰到好处，使西部的地产权运动站在他那边。他并没有使法律发生任何大的变化，但内政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众议院资源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理察·庞勃（Ri插rd Pombo）和第二任环保署署长迈克·莱维特（Mike Leavitt）［他接替托德·惠特曼（Todd Whitman）担任这一职务］，都对这一运动持同情态度。小布希减少兴建新国家公园，允许摩托雪橇进入黄石公园，努力开放北极圈保护地的石油钻探，鼓励五角大楼免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的限制（使武装力量的射程更自由），他对“柯林顿的环保主义彩车”踩下了剎车。准确地说，这些并不是地产权者的胜利，但却是绿色环保事业的失败，对许多西部人来说，效果是一样的。

上帝与我同在

对小布希和罗夫来说，与聚集在“自由公园”里那些反制政府保守派打交道的一大优势就是，儘管这些保守派说话刺耳，但他们都明白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他们中许多人是商人，而商人的天性就是做交易。例如，很难说戈特利布和阿诺德狂热地支持小布希担任总统。“9·11”事件后，戈特利布忧心政府的膨胀，他倒宁愿看到新的政府实体的“末日”，迫使国会考虑取消它们。他也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随意刺探人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他明白小布希面临将共和党黏合在一起的压力，就像阿诺德清楚需要确保得到美国另一端的温和派环保人士的选票一样。在2004年的选举中，来自“自由公园”的基层战士与美国步枪协会一道，在小布希的营垒中快乐地并肩战斗。

相反，社会保守派则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团结在他们认为神圣的两大事业的旗帜下：“生命”（必须从堕胎者手中挽救生命）和“家庭”（必须从同性恋者手中拯救家庭）。如果你认为生命是神圣的，那么就算堕胎的是强姦受害者，你依然会把堕胎看成谋杀；如果你认为同性恋是罪恶的，你就不会同意让他们进行同性结合，却没有完整的婚姻。

对于小布希来说，更糟糕的是社会问题恰恰疏远了游离选民——尤其是郊区妇女。在美国，表现得太过于反制政府可能并不容易，儘管纽特·金里奇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表现得太过于保守则很容易，就像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的表现一样。这一切使得社会保守派成为小布希领导的白宫极难拉拢的一个团体。小布希与社会保守派之间的关係就像一桩麻烦不断的婚姻，一会儿是怒火中烧和泪水涟涟的道歉，一会儿是连日闷闷不乐和激情迸发，一会儿又是试图分手和互相爱得死去活来。

怒火爆发于2003年4月，起因是白宫对着名的社会保守派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所做评论的反应。在一次访谈中，这位参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把同性恋的性爱等同于重婚罪、一夫多妻制、乱伦和通姦，断言鸡姦是与健康家庭“背道而驰的”，并宣称：“我认为同性恋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同性恋行为。”桑托勒姆只不过表达了共和党正统派的观点，共和党党纲特地将同性结合排除在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