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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布希从一开始就明白，保守派知识分子就像研发部门之于企业总裁那样能够为其所用。他在华盛顿得到的经验是，父亲所领导的政府因为缺乏某种“虚幻东西”而分崩离析。小布希任德克萨斯州州长时，卡尔·罗夫为了确保他的老闆能进入全国性的政策辩论中，向他推荐受人敬重的詹姆斯·Q．威尔逊的作品，以及马文·奥拉斯基和迈伦·马格尼特这些更年轻的煽动家的作品。担任总统时，小布希特地在清一色的前企业总裁组成的内阁中，用几位思想家来装点门面——康多莉扎·赖斯是史丹福大学的校监；约翰·迪伊乌里奥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也是詹姆斯·Q．威尔逊的门生），他暂时管理着“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的项目办公室。与小布希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相伴相随的那些构想——减税、教育改革、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及飞弹防御——在河右岸的各处早已酝酿了几十年了。

在小布希领导下的华盛顿，史特劳斯分子的数量是显示思想信念重要性的晴雨表。每年大约有60位史特劳斯的追随者参加国庆日野餐会。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是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学生，而后者则是史特劳斯出类拔萃的门生。他甚至出现在索尔·贝洛有关布鲁姆的小说《拉维斯坦》（Ravelstein）(1)中，这部小说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其他史特劳斯分子还包括国防部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主任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国家药品控制政策局局长约翰·沃尔特斯（John Walters）、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像小布希这样一个把耶鲁大学当作酒量比拼场所的人——还差一点点就赢了——会挑灯夜读史特劳斯的着作《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但是，小布希知道那些人物的重要性。

居于小布希研发部门中心位置的是右派智库。在国会不远处是8层楼高的传统基金会，其年收入达3000万美元，雇员大约有200人，每年举办的讲座、辩论会和会议大约有700场。2003年，传统基金会在国会山总部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新的办公场所里有供实习生和研究员使用的套间、一个250席的礼堂和一个运动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所称的“传统基金会进行的了不起的真理研究工作”。位于麻萨诸塞街和第10街交叉口的卡托研究所，则在一幢十分显眼的玻璃建筑中宣讲自由意志论。由前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创办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像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领导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所做的那样，已经介入小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之中了。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则试图恢復“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使之对政治辩论产生影响。

传统基金会并不是唯一同时进行思想传播和采取实际行动的保守派机构。在主张减税的右派一边，斯蒂夫·穆尔（Steve Moore）的“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和格罗弗·诺奎斯特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大力推广统一税等概念。乔治·威尔把“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描述为“一个欢乐的诉讼者团队”——它为争取学券制，反对约束地方企业而斗争。

河右岸并不只是华盛顿的事情。自由派只有少数几个智库，而遍布全国的保守派智库现在有50个左右。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不仅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设有办公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有。它折中地同时雇用自由意志论者和史特劳斯分子，以非传统的方式集中考虑未来问题。华盛顿以外最大的保守派智库是胡佛研究所，它号称拥有250名雇员，并且接纳了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某种原因，他选择在美国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旧金山退休）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胡佛研究所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和《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誌广为人传阅，它还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常识》（Common Knowledge）。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聚集喝茶的公共休息室，给人一种身临牛津剑桥的感觉——一群身穿粗花呢外衣的绅士在礼貌地，时而也很活泼地谈话。但如果有人期望在那里听到牛津剑桥公共休息室里的经典话题——抱怨国家资助的削减，谈论美帝国主义的邪恶——那么他进去后定会吃惊不已。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会一边喝茶一边愧疚地向你告诫：他们担心学券制是一种逃避，因为在其中还保留了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