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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的10至12层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国企业研究所。鑑于它受人敬重的历史，美国企业研究所目前颇为壮观。在小布希政府任职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前雇员超过一打，包括迪克·切尼（他妻子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小布希的首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小布希的首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Leon Kass）、小布希总统任职头两年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他帮助完成了2001年的减税计划）。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是支持政府对公司减税计划强有力的外援者，他帮助重拟2003年的减税计划。小布希的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现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他帮助创造出“邪恶轴心”这个词。前国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理察·珀尔（Ri插rd Perle）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数年。我们其中一人采访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克里斯·德穆思的时候，就有两位内阁部长给他打电话。

大楼的5楼是《旗帜周刊》，这或许是小布希领导下的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杂誌。相对于《国民评论》15.4万份、《新共和》（New Republic）8.5万份以及《国家》（Nation）12.7万份的发行量，《旗帜周刊》5.5万份的发行量并不大。然而它却很容易通过雪梨·韦布式的检测，直达管理这个国家的“一小批见识卓着的知识分子”手中。每周一，迪克·切尼都会派人去取30本《旗帜周刊》。[2]《旗帜周刊》有着悠久的保守主义传统，哪怕不赚钱（它失去了它的经营者鲁珀特·默多克每年100多万美元的支持）也要宣扬资本主义的优点。值得讚扬的是，《旗帜周刊》以老式的方式——通过在知识界而非买卖交易中的成功——获得影响力。《旗帜周刊》的创刊编辑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布希家族并不受欢迎，因为他曾两度与布希家族过不去——一次是在他担任丹·奎尔办公室主任时，成为保守派表达对老布希政府不满的核心人物，另一次是他支持约翰·麦凯恩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旗帜周刊》却充塞着符合保守派口味的内容——从马克斯·布特（Max Boot）敦促美国人承担白人的责任（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到克里斯多福·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剖析反犹主义在欧洲的蔓延。[3]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旗帜周刊》是17街1150号的领军者，但它们并不孤单。比尔·克里斯托尔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管理着“新美国世纪计划”。同样是在5楼，慈善事业圆桌会议组织（Philanthropy Roundtable）和《慈善事业》（Philanthropy）杂誌告诉有钱的保守派如何把钱捐赠出去。慈善事业圆桌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一批不满的保守派捐赠人成立的，现号称有600个会员。早在小布希提出“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之前，它就针对笨拙的福利官僚机构而大加讚扬自愿组织。慈善事业圆桌会议经常与附近的（16街1513号）资产研究中心（Capital Research Center）联手发难，使自由派基金会为“捐赠意向”而苦恼——那些创建基金会的强盗式资本家，真的想让你们资助女同性恋者的行为艺术吗？

军国主义的雪梨·韦布们见识到了17街1150号是如何催生小布希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时光回溯到1997年12月1日，比尔·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共同为《旗帜周刊》写了一篇题为《萨达姆必须滚蛋》（Sadam Must Go）的封面社论。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比尔·柯林顿，敦促他“竭尽全力”地采取外交和军事措施赶走萨达姆。信中的签名者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为许多最为咄咄逼人的鹰派人物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炮製出大量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小册子，主办有关无赖国家的会议。小布希是在2003年2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大型餐会上下定决心致力于中东的民主化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呢？总统许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为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引人注目、振奋人心的自由榜样”。总统整个讲话过程中唯一一次冷漠肃静，就是试探性地建议以色列人应该停止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扩建定居点。近10年来，17街1150号一直在敦促反对萨达姆·海珊的战争，而这次餐会仅过了两个多星期，战争就开始了。

研发部门

17街1150号的存在表明，对于小布希的总统职务来说，思想信念是多么重要。但这并不是要否认小布希领导下的白宫对智力的关注不如前任。比尔·柯林顿当政时，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看上去感觉更像是大学的公共休息室，而不像政府单位的所在地。它夸耀说里面有6位罗德学者（其中包括柯林顿总统本人）。在柯林顿最早任命的518名官员中，有1/3的人上过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