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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想，这是迪克·切尼在没有防备时说的话，或者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向某位将军嘀咕有关伊拉克的事情。事实上，这句话出自费边社（Fabian Society）创始人之一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之口。作为英国社会主义最高尚的代言人，费边社在小布希领导下的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然而，费边社却为保守主义思想如何影响小布希的总统职务提供了一个模式。

费边社由一群知识分子组成，成立于1884年。其核心人物包括雪梨·韦布（Sidney Webb）、比阿特丽斯·韦布、H．G．韦尔斯（H．G．Wells）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他们的目标是要以“集体福利”取代“争取个人利益”，方法则是“渗透式”的。他们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坚信要把社会推翻，而且，他们尤其不像工党那样在意选举的胜利，而工党的成立也有费边社成员的功劳。其实，他们并不想把自己与特定的政党绑在一起。他们希望将集体主义包装打扮成一种共识，并将政府的控制逐一扩展到各个机构，从而循序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

对于费边社的成员来说，改变舆论氛围很重要。这样，无论是谁进入议会都会和着他们的节拍前进。雪梨·韦布曾说道：“如果伦敦一小批2000人不到的见识卓着的知识分子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英国将一事无成。”费边社的首要目标就是影响那一小批人，它也重视塑造那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的心灵。费边社的标誌性特点之一是它的小册子，他们还创办了《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杂誌，为众多的议会委员会设定议事日程并创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费边社成员还帮助树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信念，而且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活方式。他们创立了一个“团体”网络，包括妇女团体、艺术团体、教育团体、生物学团体和地方政府团体。“保育室”团体是其中最成功的团体之一，由放荡不羁的青年男女组成，他们以声名狼藉的放荡者H．G．韦尔斯为自己的行为榜样。保育室团体有很强的社会性。费边社书记爱德华·皮斯（Edward Pease）因此这样描述道：“自然的，保育室团体不仅致力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野餐和舞蹈也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保育室团体中有些成员最终结为夫妻，涉及生活中更重大的事件时，没有什么比同情心让长久幸福的婚姻生活更具安全感了。”

费边社成员的影响经久不衰。雪梨·韦布为工党起草了党章第四条，他使工党保证坚持“生产方式、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党才放弃了党章中的这一条。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的费边社机构，培养出了许多专家，他们对官僚政治的魔力坚信不疑，《新政治家》杂誌则塑造了几代政治家的思想。

在某些方面，费边社是英国特有的现象；而在其他方面，费边主义则是具有广泛普遍性的一个样板。在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群体都在努力树立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而活动分子团体则有助于界定，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思想体系，而且是一个团体。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一场“社会主义运动”——它是一种友爱的意识形态；它是一套能够由生至死组织管理人们生活的信条；它是一种对温和主义者施加无情压力、对叛徒进行恐怖报復的信念。

随意拿起任何一位欧洲左派政治家的传记，人们会发现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参加学生激进主义活动；参加工会会议；不停地进行反轰炸、反越战、反种族隔离的游行；与《世界报》（Le Monde）或者《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编辑人员共进午餐；在党的会议上进行一致决议，和各色各样的人——政客、新闻记者、工联主义者、学者、夫妻配偶或者主妇——参加没完没了的冗长餐会，儘管他们都是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当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ios Mitterrand）、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或者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进入政府的时候，他们经常发现那些理想不切实际，不得不暂时把它们搁到一边——这种背叛经常激起新的一代人加入左派阵营中去。但是，他们对运动和思想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巴黎左派知识分子传统上经常出没的塞纳河左岸（rive gauche），直到今天还是法国政治中一股潜在的力量。

小布希的总统职务与河右岸（rive droite）同样有着这样的关係。在过去的30年里，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势集团。美国右派可能还认为自己是可怜的劣势一方，因此要削除自由主义的力量（这种信念正是它的一个力量源泉），但这种自我形象显然是不正确的。本书前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述过的那些人——愤怒的知识分子、临时应急的智库、古怪的捐赠者，他们与权势集团的密切关係就像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津津乐道的自由主义等级制度一样。他们为小布希政府提供了政策、人员和组织，他们通过越来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体，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