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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激怒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基督教福音派出动了。20世纪70年代，南方浸礼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的会员分别增加了16％和70％，与此同时，长老教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和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会员则分别减少了21％和15％。1980年，美国最大的24个教堂几乎都属于基督教福音派。W．A．克里斯韦尔（W．A．Criswell）的达拉斯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allas）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里面有桑拿浴室、保龄球馆、壁球馆和溜冰场，21个唱诗班席位，一个传教中心，一所拥有600名学生的小学，一个调频电台，8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以及2.3万会员。[42]宗教右派不仅是一个有形的团体，而且也是一个电子社团。收看收听基督教福音派电视电台节目的人，从1970年的1000万人，增加到10年后的6100万人左右。帕特·罗伯逊的《700观众俱乐部》（700 Club）和杰里·福尔韦尔的《往昔福音时光》（Old Time Gospel Hour）节目，观众数都达到了1500万人次。基督教广播网（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的用户达3000万，是美国第五大有线广播网。[43]

基督教福音派一开始抵制住诱惑，没有干预世俗的权威世界。20世纪70年代初，牧师们教导会众寻求个人灵魂得救，而非重视集体行动。杰里·福尔韦尔说：“并不是要号召祷告者成为政治家，而是要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救赎。”[44]但是，福尔韦尔及其同道认为，由于对美国不断向下沉沦感到愤怒，他们还是不知不觉地日益深陷政治之中。福尔韦尔后来解释：“撒旦已经行动起来要毁灭美国，上帝需要听到呼声，来把美国从内部的道德腐朽中拯救出来。”[45]

许多自由主义者私下传言，道德腐朽的责任应该由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韦尔这些在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人来承担。然而，不仅会员，就连神职人员都要求基督教采取政治行动。对许多人来说，国内收入局取消私立学校减税待遇的决定已经突破了底线。国内收入局收到了20万封反对信，它还从来没有因为一项规定而收到如此多的反对信。白宫和国会都淹没在反对信的海洋之中。保守派议员举办听证会，并最终阻止了国内收入局新的指导方针。

1979年，当福尔韦尔和韦里奇一起成立“道德多数”组织（这一组织的名称是两人首次晤面时韦里奇发明的）时，社会保守派就与基督教右派正式结盟了。基督教福音派愿意面晤韦里奇这样的“天主教徒”，哪怕他是希腊礼天主教徒，而非罗马天主教徒。这标誌着基督教右派决心介入美国的政治。在堕胎、学校祷告、妇女权利、同性恋者权利等国内问题上，“道德多数”组织立即发出了强硬的基督教声音。接下来的10年中，该组织的登记选民将达到大约250万。基督教右派立即倒向共和党，就像当年黑人倒向民主党一样：共和党可以指望这些人出席会议、挨家挨户敲门让选民去投票。许许多多这样的基层战士，正是在民主党以往的政治练兵场上招募到的。

南方的反抗

1972年，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名长着一头浓密头髮的年轻民主党活动家，南下来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为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月里，竞选活动製作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广告，敦促德克萨斯人站在萨姆·雷伯恩和林登·詹森所领导的那个党一边，并把捐赠寄到在奥斯汀的邮箱。这个活动家每天都去邮箱取宝，但邮箱每天都是空空如也。最后他终于等来了一封信，回到竞选总部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粘着粪便的手纸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这就是东德克萨斯人对乔治·麦戈文的看法。”理察·尼克森以67％的选票在德克萨斯州持续获胜。比尔·柯林顿不可能会忘记这段经历。[46]

总统大选来临时，民权革命使大部分南方白人转而忠于共和党。在南方各州，理察·尼克森都以压倒性的多数选票获胜。南方保守派也支持里根取代福特参加1976年的总统选举：支持里根的共和党大会保守派代表有1/3来自南方，多于其他地区。[47]但是在国会层面上，共和党取得的突破要慢得多；在州一级的政治中，共和党取得的突破则更慢。民主党利用在位的权力——特别是擅划选区的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民主党也挫败了右派共和党人。1965年和1970年，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反对《投票权法案》。杰克·弗林特（Jack Flynt）大笑着回忆道，有个共和党挑战者曾试图比他“更保守”，“不管他怎样卖力，他都无法比我更保守。他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如果他成为我那方的保守派，那他就绝对不会有任何机会”[48]。

然而，民主党的抵抗不足以在北卡罗来纳州阻止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49]赫尔姆斯的政治生活始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