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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施拉夫利是社会保守主义勇敢的女王，那么威利奇就是社会保守主义的列宁——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革命家。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韦里奇的自由国会基金会午餐会。韦里奇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威斯康星州拉辛市一所天主教医院的锅炉工，他在那里一干就是50年。韦里奇的职业生涯始于新闻工作，1967年到华盛顿工作，成为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参议员戈登·阿洛特（Gordon Allot）的新闻秘书。由此他开始坚信，保守主义运动需要创立自己的核心集团，以抗衡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自由主义核心堡垒。1971年，阿洛特收到美国企业研究所一份有关政府计划出资建造一种超音速运输飞机的分析报告。分析报告透彻且平衡得当，但两天后却被国会投票反对。韦里奇和阿洛特在国会山的另一名保守派助手埃德温·福伊尔纳（Edwin Feulner）对这样不利的时机感到十分愤怒，因此决定成立自己的智库——一个集中关注改变法律而非思索伟大思想的智库。

传统基金会诞生于1973年。它的早期作为很像是当年列宁在苏黎世的斗争。它当时只有9个成员（如果把一个工作人员带来的3条狗算进来的话，那就是12个）。传统基金会对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为议长的众议院那些重量级议员的影响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它最初的4年中，基金会主席换了两次。但1977年福伊尔纳接手主席一职时，传统基金会正开始粗具规模。这同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样，部分得益于意识形态风向的转变。但也与韦里奇及其朋友鼓励创办的姐妹组织有很大的关係。

韦里奇的逻辑简单明了：既然自由派设法通过在组织上超过保守派来主宰华盛顿，那么保守派现在就必须还以颜色。他曾经好斗地说：“如果敌人开着战车要来杀你，那么你最好有自己的武器系统。”[35]他毫无愧色地以自由主义组织为其机构的蓝本。他于1974年成立的“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就是要与“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竞争。他创立的“参议院指导委员会”（Senate Steering Committee），即以参议院自由派共和党人的“星期三俱乐部”（the Wednesday Club）为基础。他的“保守派核心会议”（the Conservative Caucus）的蓝本是“民主党人共同事业”组织（the Democrats Common Cause）。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抱怨道：“保守派不仅在游说、运转、支出和活动等方面超过了我们，不幸得很，他们在思想上也时常超过我们。”[36]

韦里奇虽是社会保守主义的第一书记，但他手下还有其他委员。理察·维格里是个德克萨斯州的天主教徒，精瘦结实，是竞选资金直邮筹集的天才。年轻时，他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是“两个麦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和约瑟夫·麦卡锡，可他很少对保守的共和党核心感兴趣。相反，正如他的朋友威廉·拉舍所说的那样，他渴望“更疯狂的音乐和更烈的酒精”[37]。到1980年，维格里的电脑中已经存有大约150万个捐款人的名字。特里·多兰（Terry Dolan）创立了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the 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到1980年，它与保守派的“国会全国俱乐部”（National Congressional Club）竞争美国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头衔。[38]保守派的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Hous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宣称自己得到了众议院共和党多数议员的支持。[39]其他组织机构还有：在州立法机关里帮助组织保守主义计划的美国立法机构交换委员会（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插nge Council）、影响媒体的“全国新闻业中心”（the National Journalism Center）和“媒体精确报导组织”、在法庭为追求自己目标而施压的全国公共利益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Public Interest）等。简而言之，一个与自由派相抗衡的核心集团已然诞生。

社会保守主义的行为不时会离谱得很。阅读维格里当时的传记《新右派：我们准备领导》（The New Right：We're Ready to Lead），人们不会怪罪局外人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有点愚昧的派别。这些人建立的团体名称有“真相小分队”（Truth Squad）和“总统解职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R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