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我请埃莱娜帮我打电话找个人，对方的号码只有我一人知道。还是用假名“弗朗奇”来称呼他吧。他本人接了电话，埃莱娜没做更多解释，只是说“替加夫列尔传个话”，请他到征服者酒店五○一房间来。他提前半小时赶到。埃莱娜已准备出门，而我仍躺在床上。听到他敲门时，我故意用被单蒙住了脑袋。其实，弗朗奇并不知道自己会见到谁，我们只是约定好，任何用加夫列尔的名义打电话的人，都是我派遣的。最近几天，领导摄制组的三个“加夫列尔”都给他打过电话了，包括格拉齐雅，所以他没料到这个新的加夫列尔就是我本人。
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在我拍摄最初几部电影时我们就合作过，后来还一道出席过几届电影节，最近一次见面是一年前在墨西哥。可当我露出脸的时候，他竟没认出我，直到我放声大笑——笑声是我明白无误的特征。这让我对自己的新造型更有信心了。
弗朗奇是去年年底被我招募进来的。他的工作是分别接待摄制组，下达初步指示，在不干扰埃莱娜指挥的前提下，处理一系列基本安排。他的档案清清白白：他是智利人，政变之后曾自愿流亡到加拉加斯，没有任何指控他的案底。从那时起，他已经在智利境内完成了几桩地下秘密任务，能凭借无可挑剔的伪装在智利境内自由行动。他跟电影圈熟络，再加上性格随和、富于想象力、做事大胆，应当能在这趟冒险之旅中成为我们的理想搭档。我的判断没错。根据与我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他比我提前一周取道秘鲁经陆路入境智利，以便分头接待和协调三支摄制组，目前三支小组已着手工作。按照几个月前小组负责人分别和我在巴黎制定的详细方案，法国组在智利北方工作，从阿里卡拍摄到瓦尔帕莱索。荷兰组在南方完成相似任务。意大利组驻守圣地亚哥，直接听我调遣，并时刻准备拍摄任何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三支小组都接到指示，在没有危险也不会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向受访者征询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看法，因为我们相信，谈论这位殉难的总统，是判断每个智利人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可能性所持立场的最好参照。
弗朗奇知晓每支摄制组的精确行程，连他们要下榻的酒店也悉数掌握，随时能跟他们取得联络。这样一来，我本人就能通过电话向他们传达指令了。为了更加保险，弗朗奇还将充当我的司机，每隔三四天，我们就从不同的租车公司租一辆新车。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俩很少分开。
三个被割喉者扳倒了一个将军
上午九点，我们开始工作。武器广场与酒店仅相隔几个街区，在现实中比在我记忆里更加生动，南方秋天昏黄柔和的阳光透过高大树木的枝叶，洒在广场上。四季常设的花丛每周更换一新，在我看来，花朵比以往更加鲜嫩而有光彩。一个小时前，意大利组已开始拍摄早间的日常景象了：退休职员坐在木制长椅上读报纸，老人们给鸽群喂食，小贩们兜售便宜货，摄影师端着带黑布罩的老式相机，还有那些画三分钟速写的街头画家，或许是当局眼线的擦鞋匠，手牵彩色气球围在冰淇淋车旁的孩童，以及正走出大教堂的人们。广场一角，与往常一样，还聚集了一群失业的艺人，等待着受雇于随时出现的庆典活动。他们当中有知名的音乐家、逗孩子的魔术师和小丑，也有服饰、妆容都相当夸张的异装者，性别难辨。不同于前一晚，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广场上驻守着几支警察巡逻队，神情严峻、荷枪实弹；警备车停在旁边，车顶装有大功率喇叭，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流行音乐。
不久我就发现，街上难得瞧见治安警力只是初来乍到者的错觉。地铁主要车站里无论何时都埋伏着防暴警察，街道两侧总是停靠着备有高压水枪的卡车，随时准备以残酷的方式掐断各类不合时宜的抗议活动的苗头，而抗议活动几乎天天都有。监控力度最强的地点就在武器广场，这里是圣地亚哥的神经中枢，也是团结圣公会的大本营。团结圣公会是席尔瓦·恩里克斯总主教发起的对抗独裁统治的坚强堡垒，不仅天主教徒支持它，所有为智利民主回归而奋斗的人士也都支持它。团结圣公会形成了难以瓦解的道德力量。它的总部坐落在一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里，中央庭院宽敞且阳光充足，全天都门庭若市。在这里，所有受迫害者都能找到栖身之所，得到人道主义关怀。在这里，有所需求的人，特别是政治犯及其家属，总能找到提供援助的便捷渠道，在其帮助下安全抵达目的地。公会还接收那些揭发当局严刑拷问的控诉，为失踪者和其他任何不公正行为而组织抗议示威。
就在我秘密入境几个月前，军事独裁政府对团结圣公会展开血腥挑衅，结果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反遭打击，摇摇欲坠。一九八五年二月底，抵抗运动的三名成员被一群耀武扬威的人劫走，面对如此阵势，谁是幕后主使早已昭然若揭。社会学家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是团结圣公会的骨干，就在其子女就读的学校门前，他被绑架者当着孩子们的面抓走。恰在这时，警方截断了周围三个街区的交通，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监控了整个区域。仅相隔几小时，另外两人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被绑架。一位是曼努埃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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