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局官员翻开我护照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清晰的预感：只要他抬头与我四目相对，就会发现护照有伪造的痕迹。入境处有三个窗口，每个窗口里都坐着一名没穿制服的男子，我选择的是最年轻的那位，因为据我观察，他的动作最麻利。埃莱娜排到别的队里去了，仿佛我们互不相识，这样，假如其中一人遇到麻烦，另外一人可以出机场向外界求救。其实没这个必要，因为移民局官员们显然比旅客还着急：他们也不想赶上宵禁，所以几乎不怎么查验证件。给我办手续的那位移民官甚至都没翻看签证，因为他知道邻国乌拉圭的公民入境根本不需要签证。他翻到第一张空白页，在上面盖上入境章，但退还护照时，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顿时让我五脏六腑都冻住了。
“多谢。”我语调坚定地说。
他报以灿烂的笑容，回应说：
“欢迎入境。”
行李很快就送出来了，跟世界上的其他机场相比，速度可谓惊人，因为海关办事员也想赶在宵禁之前回家。我拿起自己的行李，随后也取走了埃莱娜的箱子（这是事前商量妥的，我一人先拿行李出机场可以节省时间），拖着两件行李往海关检查台走。检查人员更不愿赶上宵禁，比旅客还着急，不但不翻检行李，反而催促旅客动作快些。我正准备把自己的箱子放上去，那个办事员问我：
“一个人旅行？”
我回答说是。他朝那两件行李快速扫了一眼，随即不耐烦地命令道：“行了，走吧。”但有一位我此前没留意的女主管——穿着双排扣制服，一头金发，模样雄赳赳的——从里面吆喝道：“检查一下那个人！”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行李中有女装。而且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众多行色匆匆的旅客中间，女主管偏偏挑出我来检查，除了行李，应该没什么特别的或更严重的纰漏了。那个男办事员翻检我箱子里的衣物时，女主管拿去了我的护照，细细查看。我想起身上还揣着一块飞机降落前发的硬糖，于是摸出来含进嘴里，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提问，而我担心我模仿的乌拉圭口音掩饰不住真正的智利身份。那个男的先问我：
“先生，你要在这儿待几天？”
“挺长一阵子吧。”我支吾了一句。
嘴里含着糖块，连我自己都听不清嘟哝了些什么，不过那位办事员也没留意，只要求我打开另一只箱子。但另一只箱子有锁。我不知该怎么办，心焦地四下张望，搜寻埃莱娜，发现她无动于衷地挤在另一排入境者的队伍里，似乎对近在咫尺的这一幕漠不关心。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多么需要她的协助啊，不仅在这一刻需要，在整个冒险历程中都是如此。我正准备坦白说出那位女士才是这只行李箱真正的主人，完全没有思考这个轻率的决定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就在此时，女主管却把护照递还给我，指示继续检查后面的行李。我回头再看埃莱娜，却不见她的踪影。
这个奇特的情况，至今我们仍无法解释：当时埃莱娜如何离开我视线并无影无踪。后来她对我说，她排队时就瞧见我拎走了她的行李箱，起初也觉得我的做法不谨慎，等到见我顺利出了海关，她也就放心了。在出口有一名推行李车的服务生接过了我的箱子，我跟着他往外走，穿过空空荡荡的大厅，遭遇了回国之后的第一次冲击。
预想中的军事化迹象我一点儿也没看见，也没发现丝毫贫困的痕迹。当然，我们抵达的并不是那座庞大而阴沉的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十二年前，十月的一个阴雨之夜，我行色仓皇、惴惴不安地从那座机场出发，开始了流亡生涯。而此刻我们到达的是现代化的普达韦尔机场，政变之前，我仅匆匆来过这里一次。但无论如何，最初的感受并不是我的主观印象。我没在任何地方见到预想的武装设施，特别是那个时期还在实行戒严令。机场干净整洁，灯火通明，色彩鲜艳的广告招牌和进口商品琳琅满目的大型商店随处可见。甚至，目之所及，一个给迷路游客指路的热心警察都没有。站台上等候乘客的出租车也不再是破烂的旧车，而是换上了清一色的日本新款轿车，车型一致，秩序井然。
但眼下不是琢磨这些的时候，埃莱娜还没露面，我已把两件行李放到了出租车上，腕表上的指针飞速移向宵禁时刻，快得让人晕眩。还有另一件事叫我犹疑不决。根据约定的规矩，倘若两人中的一个不能脱身，另一个应该继续前行，并拨打事先记好的用于紧急情况的电话号码。但此刻我很难决定是否单独行动，况且我们也没商量好入住哪家旅馆。入境单上，我填写的是征服者酒店，往来首都的客商常去这家旅馆，这个安排也最符合我们的假身份。此外，我知道意大利摄制组也住在那里，但这一点埃莱娜恐怕并不知情。
心里焦急，室外寒冷，我不禁发起抖来，正打算不再等了，却望见埃莱娜朝我跑来，还有个身穿便装的男人在她身后紧追，手里扬着一件深色雨衣。我一下子愣住了，头脑中盘算着最坏的情况。可最终那男的赶上她，却只是把雨衣递给了她，说是她刚才落在海关检查台上的。埃莱娜耽误了时间其实另有原因：她旅行却没有托运行李，被刚才那位凶神恶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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