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中那些肮脏的东西—红蓝两党常年对立、争执不休，一旦身处政治旋涡当中，你必须选择一边站队，予以坚决支持，并完全无视另一方的任何观点，绝不妥协，甚至有时候连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都丢在一边。我当然相信，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政治斗争也是催生积极变革的一种手段，但是我的确不喜欢这种方式。

这并不是说，我不发自内心地关心我们国家的未来。自从贝拉克卸任之后，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让我反胃的新闻报道，我也常常因为对这些报道事件感到愤怒而夜不能寐。这位继任总统的所作所为以及政治议程导致许多美国人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彼此怀疑、彼此惧怕。看着贝拉克曾经小心谨慎建立起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政策都被这位继任总统一一推翻，我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盟友逐渐疏远，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失去了保护，人性被剥夺，这一切对我来说，太难以接受。有时候我甚至想知道，他们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允许自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每当我感到极度焦虑不安的时候，我都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提醒自己去想想自己人生当中见到过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高尚与正直，以及许多已经被克服的困难。同时，我也会提醒自己，这都不算什么，毕竟那么多的困难都被克服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坦然面对，我们共同努力，为推动美国的民主进步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谨记每一位选民所具有的力量。于是，我要求自己一如既往地保持一种品质—它更为高尚，也比任何的选举、任何的领导或者新闻报道都更强大而有力—乐观主义。对我来说，保持乐观就是一种信仰，它是专门应对恐惧的良药。在我小的时候，在芝加哥欧几里得大道的小公寓里，曾经弥漫着乐观的精神：我曾经在我父亲的身上看到了乐观精神，他虽然疾病缠身，却永远四处活动，就好像那随时可能带走他生命的疾病压根儿不存在一样；我在我母亲的身上也看到了这种乐观精神，她一直都对我们所生活的社区抱有固执的信仰，即便她的很多邻居都因为恐惧而先后搬离，她依然决定留下来；我在贝拉克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乐观精神，当年，他第一次走进我在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时，咧嘴而笑，看上去乐观而又充满希望，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

后来，也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帮助我克服了内心的种种疑虑和脆弱，让我坚信：即使我们一家人作为公众人物生活在公众舆论和聚光灯之下，我们也依然能够安然无恙、幸福快乐。

现在，乐观主义精神又一次帮助了我。当我还是第一夫人的时候，我经常能够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乐观主义精神：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那名伤员曾在自己的病房门口贴上便条，拒绝他人的同情并提醒每一个前来探访的人，他不仅坚强不屈，而且心怀希望，这是乐观主义精神；克利欧佩特拉·考利－彭德尔顿曾在帮派枪击事件中不幸失去女儿，但她化悲痛为力量，致力于推动控枪措施出台，这是乐观主义精神；在芝加哥南部英格伍德社区的威廉·哈珀高中，那位名叫克丽丝·史密斯的社会工作者每次在楼道里遇到学生们，都会大声表达她对他们的喜爱和欣赏，这也是乐观主义精神。此外，在孩子们的身上，我们也总能看到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每天从睡梦中醒来，相信所有事物都有着善良的本质，孩子们从不愤世嫉俗，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一切。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坚强，不断努力去创造一个更为公平、更加人道的世界。面对孩子们，我们不仅要坚强，还要充满希望，我们要认识到，不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需要不断地成长。

现在，在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肖像馆里，悬挂着我和贝拉克的官方肖像，这又让我们倍感压力。我猜想，任何见证过我们童年生活、我们成长环境的人，应该没有谁预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肖像会在那里出现，供人瞻仰。说实话，我们俩的肖像都非常可爱，但我认为它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供年轻人瞻仰，引发他们思考—我们的面孔能够帮助他们打破这样一种观念：想要被载入历史，你的肤色至关重要。那么现在，既然我们做到了，一定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也可以做到。

我是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但是我发现，我的人生之路却充满不平凡。通过这本书，我向大家分享了我的人生故事，我希望此举能够为其他想要分享故事的人、想要表达声音的人开辟空间，为那些和我一样心怀理想的人拓宽路径，为所有人指出希望和可能。一路走来，我是非常幸运的，我有幸走入石砌的古堡面对女王，步入城区教室与师生交流，坐在爱荷华州的小厨房里跟选民聊天—我努力做我自己，努力与别人建立联系。我一直铭记人生道路上每一扇为我打开的门，并尽自己所能以同样的方式回馈后来者。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让我们鼓励身边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加入进来，只有这样，生活中的恐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做出错误设想的可能性才会越来越小；让我们摒弃生活中那些将我们隔离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这样一来，或许我们就能更好地欣赏彼此的共同点。我们不要求尽善尽美，也不管你最终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