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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范围的事情。作为总统的妻子，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各式各样的混乱，一些灾害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总有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力量，随时可能打破你生活中的所有平静。任何新闻都是重量级的：一场地震刚刚袭击了海地；路易斯安那州沿海的一座钻井平台发生爆炸，水下5000英尺处的导油管破裂，最终造成百上万桶原油直接涌入墨西哥湾；埃及又爆发了革命性的抗议运动；一名持枪歹徒在亚利桑那州超市的停车场里射杀了六个人，并导致一位美国女议员身受重伤。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每一件事情都关系重大。每天早晨，我都要通读一遍工作人员发给我的新闻简报，我知道，贝拉克也要首先掌握这所有的一切，并对事态的任何新进展做出反应。除此以外，他还有可能因为那些他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遭受批评和指责，他也有可能被推上前去帮助一些非常遥远的国家解决一些非常让人震惊的问题，当然，人们也期待他能够堵住大洋底部漏油的洞口。如此看来，他的工作似乎就是要去解决混乱，然后将其转化为冷静的领导力，每周中的每一天他都是这样度过的，每一年里的每一周他都是这样度过的。

作为第一夫人，我一直尽全力不让自己的日常工作受到外界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不受这动荡的世界里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你根本无法回避。在面对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时，我始终要和贝拉克保持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代表着整个国家，在悲剧、灾难或者混乱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挺身而出，并始终冲在前面。其实，作为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的一部分角色就是要为全国公众做出表率，向他们展示我们时刻都保持理性、拥有同情心并言行一致。虽然英国石油公司原油泄露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生态危机—最后终于得到有效控制，但一些美国人仍然感到慌乱，不愿意相信去墨西哥湾度假是安全的，致使当地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因此，我们一家人特地安排了一次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旅行。其间，贝拉克带着萨沙去水里游泳，并拍照发布在了媒体上。照片中，他们父女二人在浪花中开心地打水仗。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姿态，但传递出的信息却是巨大的：如果美国总统都相信那里的水质是安全的，那么你也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一场灾难刚刚发生，我们俩其中一人或者我们俩共同前往那里，那就是想提醒所有美国人，永远不要太快忘记别人的伤痛。如果条件允许，我经常会再三强调，要感激那些救灾人员、教育者、社区志愿者以及任何愿意在灾难面前伸出援手的人。2010年，在海地遭遇地震袭击后三个月，我和吉尔·拜登去那里访问。当我看到人们曾经的家园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墟，看到数以万计的人民—母亲、祖父、孩子—曾经活生生地被埋葬的现场，我感到无比揪心。我们参观了一组改装过的公共汽车，当地的艺术家正在那儿对无家可归的孩子进行艺术治疗。这些孩子虽然在灾难中失去了很多很多，但因为有周围这些热心的成年人关怀，他们内心依旧充满了希望。

伤痛和抗逆力总是同时存在的。作为第一夫人，我不止在一个场合验证了这句话，相反，我是在多个场合都体会到了这一点。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可能地去军队医院看望伤员，他们从战争的伤痛中逐渐恢复。我第一次去的是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它就坐落在华盛顿边上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根据事先定好的日程，我在那里只需要待大约九十分钟，但结果是，我在那儿足足待了四个小时。

对于那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撤回的伤员来说，沃尔特·里德是他们的第二或第三医疗点，很多伤员在被送回美国之前，都是直接在战区接受分诊，然后送至德国兰斯图尔的一家军事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最后才送回美国。一些士兵比较幸运，只需要在沃尔特·里德待上几天就可以出院，但其他一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沃尔特·里德雇用了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医学外科医生，并能够提供非常优秀的康复服务，能够处理哪怕是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伤害。得益于现代装甲的发展，美国士兵能够在遭遇炸弹袭击后生存下来，换作以前，他们一定会丢掉性命。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样也有不好的消息，那就是，十年内，美国卷入了两起以突然袭击和隐藏爆炸装置为特点的地区性武装冲突，因此受伤的士兵数量庞大而且重伤员偏多。

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尽可能地为每件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当我走进那些军事医院和费雪家庭时，却完全不知道该与伤员们说些什么。费雪家庭是由一家同名慈善机构专门为士兵家属创建的免费住宿机构，家属可以在那里照料他们受伤的爱人。我先前已经说过，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对军队的事情基本没有任何了解，虽说我父亲曾在部队服役过两年，但那是在我出生以前很久的事情了。在贝拉克开始参加总统竞选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那繁忙而又井然有序的军事基地，也没有见过普通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居住的大片简陋住宅。战争对于我来说，不仅可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