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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抽象，我无法想象战场上的情形，也根本不认识参加过战争的人。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我对战争的那种无知，其实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当我到达医疗中心时，护士长负责接待我，并递给我一套医用手术服要我穿上，在我进入每一个房间之前，护士长都会指导并提醒我对手部进行消毒。然后，要推门进去的时候，我还会快速了解一下这位军人的简历以及他（她）当下的状况。在我到访之前，医疗中心也会事先征求每一位病人的意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探访。一些伤员会拒绝我，可能因为他们感觉状态不是很好，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无论如何，我都能够理解。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在每个房间探视的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军人的意愿。我们的所有对话都是私密的，没有媒体跟踪，也没有别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心情有时忧郁，有时放松。有时候，我们会从墙上挂着的一面队旗或者一张照片谈起，我们会谈到体育，谈到家乡，或者谈到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他们究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正如他们经常告诉我的，受伤军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人的怜悯。

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房门口看见一张红色海报，上面用黑字写着一段话，内容好像是这样子的：

所有准备走进这里的人请注意：

如果你来到这个房间，是带着悲痛的心情，或者对我所受到的创伤感到难过，那么请你离开。我所受到的创伤，源自我所热爱的这份工作，我是为了我所爱的人，是为了支持我深爱的这个国家所倡导的自由而做这份工作的。我拥有你们难以想象的坚强，我一定会彻底康复。

这就是所谓的抗逆力，这是我在美国部队上上下下看到的广义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真实体现。有一天，我和一位军人聊天得知，他当年接到了一次去海外部署的任务，当时他年轻又健康，于是就接受了委派，留下怀孕的妻子独自在家。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已是四肢瘫痪，胳膊和腿都不能再活动了。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孩子— 一个刚出生的小生命，小脸粉嘟嘟的—就用毯子包裹着躺在他胸前。我还遇到过另外一位军人，他有一条腿截肢了，他问了我好多关于美国特工处的问题。听完后他兴奋地跟我解释说，他一度希望离开部队后能够当一名特工，但是因为这次受伤，他正在寻找新的人生目标。

在和伤员们的家属见面的时候，我会向等候在床边的伤员们的妻子或丈夫、父亲或母亲，堂（表）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一一作自我介绍。他们大都让自己的生活暂时停摆，只为了和受伤的亲人或者朋友靠得更近一些。有时候，我只能跟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所爱的人虽然就躺在旁边，但要么因为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而无法动弹，要么正在睡觉。这些家庭成员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他们的责任。他们中有一些人来自军人家庭—家里世代都是军人，还有一些人自从十几岁就做了军人的女朋友，就在军人接受新的海外任务时才刚刚成为新娘—尔后，他们的未来发生了意外的、极其复杂的转变。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跟多少位母亲一起哭过了，她们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悲痛，但是面对她们，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双手合十，在泪水中为她们默默祈祷。

对军队生活的了解让我开始变得更为谦逊，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除了在那些病房里，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体会过这种刚毅和忠诚。

一天，我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家军事医院看望伤员，突然间，医院走廊上发生了一阵规模很小的骚乱，护士们从一间病房里匆忙地进进出出，而我正准备要去那间病房。“他不愿待在床上。”我听到有人小声说。走进病房，我看见里面有一名国民警卫队的年轻军人，他身上多处受伤，而且还有严重的烧伤。他个子很高，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农村地区，我能感觉到他非常痛苦，但是他仍然扯掉床单，正在努力把脚放到地上去—他想要下床。

我们所有人都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虽然他极度痛苦，但他仍强忍着想要站起来，向他的统帅的妻子敬礼。

2011年早些时候，有一天，我们刚吃完晚饭，萨沙和玛利亚已经跑回房间去做家庭作业了，只留下我和贝拉克两人在餐厅。那时候，贝拉克提到了奥萨马·本·拉登。

“我想，我们现在知道他在哪儿了。”贝拉克说，“我们也许可以直接进去将他活捉，但一切都不能确定。”

本·拉登是世界上的头号通缉犯，为了躲避侦查，已销声匿迹了好多年。抓住他或者杀了他已经成为贝拉克上台后的头等任务。我知道，这项任务对整个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对那些成千上万的服役军人来说意义重大，多年来正是他们不遗余力的保护，才让我们免受基地组织的袭击。而对那些在“9·11”事件中丧失了亲人的人来说，意义则更为重大。

我从贝拉克说话时冰冷的语调中得知，他们一定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虽然我并没有继续追问，也没有要求他向我详细介绍关键信息，但我感觉得到，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显然给贝拉克造成了巨大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