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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我们仍然是那里的成员，但是自从女儿们出生后，我们去教堂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那篇文章引用了耶利米·莱特牧师多年前发表的一篇充满愤怒且极具煽动性的布道文，内容是关于我们美国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中暗示相较于尊崇上帝，美国人更在意维护白人至上。

文章本身基本上是正面的，但是杂志封面上写着一行大字：贝拉克·奥巴马的激进根源—我们知道这很快就会成为保守派媒体的武器。这会发展成一场灾难，特别是在竞选开启前夕，特别是莱特牧师还被安排在贝拉克发表演讲之前做开场祈祷。贝拉克不得不给牧师打了一通艰难的电话，问他是否可以不走到台前，而是在后台私下为我们祝福。贝拉克说，莱特牧师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也明白其中的风险，这让我们相信他会支持我们，不会只顾自己的失望感受。

那天早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到了一个无法再回头的时刻。我们真的要把全家人放到美国人民面前了。那天是竞选开始的一个大派对，所有人用了几周为它做准备。像每一个爱操心的东道主一样，我一直在担心，那一刻最终到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会出现。和贝拉克不同，我是个怀疑论者。我心里依然有那个从小就有的焦虑。万一我们不够优秀呢？可能我们被告知的一切都是夸大其词。可能贝拉克没有人们认为的那样受欢迎，可能他的时机还没到。当我们通过一个侧门走到老州议会大厦的舞台区时，我试图把所有怀疑都推到一边。我看不到舞台前面的情况，想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一下，于是把萨沙和玛利亚交给我的母亲和凯伊·威尔逊—“凯伊妈妈”，她是贝拉克之前的一位导师，最近一些年已经逐渐成为我们女儿的第二个祖母。

我被告知人来得不少。人们在黎明前就开始聚集了。根据安排，贝拉克会先走出来，稍后我和女儿们上台和他站在一起，我们要爬上几级台阶，然后转身面向人群挥手。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会在台上一直待着，听他发表二十分钟的演讲，让两个小孩子安静地坐着，假装对演讲很感兴趣，这对她们的要求太高了。如果她们看上去有一点儿无聊，如果其中一个打了个喷嚏或者动来动去，对贝拉克的大事没有丝毫益处。我也是一样。我知道我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个打扮得妥妥当当的与丈夫关系和睦的妻子，带着程式化的笑容，眼睛明亮地盯着自己的丈夫，好像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的每一句话。然而那不是我，而且永远不会是。我可以支持他，但我不能成为一个机器人。

在和耶利米·莱特牧师一起做了简短的祈祷后，贝拉克走出去向观众致意，他一出场，下面就响起一片欢呼声。我在大厦里面就能听到。我回去找萨沙和玛利亚，真的开始感觉到紧张了。“你的女儿们准备好了吗？”我问自己。

“妈妈，我热。”萨沙边说边扯下头上的粉色帽子。

“哦，亲爱的，你必须戴着这个。外面可冷了。”我抓住帽子又戴到她头上。

“但是我们没在外面，我们在里面。”她说。

这就是萨沙，我们这个圆脸的说实话的小人儿。我没法推翻她的逻辑。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工作人员，想向这个显然还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传达一个信息：上帝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开始，这两个孩子就管不住了。

谢天谢地，她点头示意我们向入口走。是时候了。

我之前参加过很多场贝拉克的政治活动，看过许多次他和大群的选民互动。我参加过竞选启动仪式、筹款派对和“选举夜”派对。我能认出人群里的老朋友和长期支持者，但是这次在斯普林菲尔德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走上台的那一刻，我都顾不上紧张了。我的注意力全在萨沙身上，保证她在微笑，并且不会被脚上的靴子绊倒。“往上看，亲爱的，”我拉着她的手说，“微笑！”玛利亚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她的下巴抬得高高的，笑容灿烂，走到爸爸身边，向观众挥手。直到我们走上台，我才终于看到了到场人群的规模，可以说人山人海。据估计，那天参加集会的有一万五千人之多。以大厦为圆心，观众围成一个300度的扇形，用他们的热情包围着我们。

我从来不是一个会在星期六出门参加政治集会的人。站在露天体育场或高中的礼堂，听一些高尚的诺言和陈词滥调，那从来不是我热衷的事情。我很惊奇，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他们要多穿一层袜子在冰天雪地中站几个小时？我能理解人们穿得厚厚的等着听他们喜欢的乐队演奏，或者因为赶上了他们从小就追的一个球队参赛，冒雪观看“超级碗” [1] 。但是政治呢？这有别于我以往所有的经历。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就是乐队，我们就是那个即将开始比赛的球队。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责任感。我们要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所交代。我们在请求他们给予我们信心，未来我们要回报他们的热情，带着这种热情我们要走二十个月、五十个州，最终走到白宫。我曾经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但此时我相信了。这就是民主的召唤与回应，我意识到，这是与一个又一个的人达成的契约。你来支持我，我就将成为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