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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商定他参选的那一刻起，贝拉克的生活节奏就快到看不清人形，我认识的这个男人好像突然具备了分身能力，经常需要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他为这件大事所驱动，心无旁骛。这时距离从爱荷华州开始的初选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贝拉克必须快速招募人手，争取实力雄厚的捐赠者的支持，并想出如何以最能引起共鸣的方式宣布自己参选。贝拉克和竞选团队的目标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一直保持，直到选举日那天。竞选的成败可能取决于最初的行动。

整个行动是由全身心投入的两个大卫—大卫·阿昔洛和大卫·普洛夫—来统筹的。阿昔—大家都这么叫他—声音柔和，温文尔雅，嘴唇上方蓄着浓密的八字胡。他曾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后转行从事政治咨询，他后来负责贝拉克对外消息的发布和媒体工作。普洛夫当时三十九岁，笑起来有股孩子气，对数字和战略非常热衷，他负责统筹整个竞选。竞选团队快速壮大，经验丰富的人被招募进来，负责财务和活动的提前策划。

有人明智地建议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参选。所有人都赞成这个提议，因为美国中部是一个参与竞选的与众不同的绝佳背景，我们希望进行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竞选，参与者大都是政治新手。这是贝拉克希望的基石。多年做社区组织工作的经历让他看到，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被人听到，觉得自己在美国人的民主中被剥夺了公民权，而“投票项目”帮助他看到，如果这些人都去投票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他竞选总统是对这个想法的更大的考验。他传递出的信息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起作用吗？会有足够多的人前来投票吗？贝拉克知道他是一个另类的候选人，他想要进行一场另类的竞选。

按照计划，贝拉克要在老州议会大厦宣布参选，这处历史地标建筑当然要比任何一个会议中心或者舞台更有视觉冲击力。但那是在户外，在伊利诺伊州中部，在2月中旬，气温经常在冰点以下。这个决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我觉得不现实，对建立竞选团队的信心，没有丝毫帮助。当时我们的生活基本都被这个团队操控着。我心里很不高兴，想象着这样一个画面：女儿们和我在飞雪和寒风中努力保持微笑，贝拉克努力表现得精神抖擞而非冻得发抖。我想到那天会有很多人决定留在家里而非在寒风中站上几个小时。我是中西部人，我知道天气会搞砸一切。我也知道贝拉克绝不能一开始就走错。

大约在那一个月前，希拉里·克林顿自信满满地宣布参选。再之前的一个月，约翰·爱德华兹—约翰·克里那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前竞选搭档—也宣布参选，他是在新奥尔良一处遭遇“卡特里娜 ”飓风袭击的房屋前面发表参选演讲的。算下来，民主党一共有九位候选人。赛场很拥挤，竞争会很激烈。

贝拉克的团队在用一场户外参选演讲做赌注，而我不能提出异议扰乱军心。我坚持让预备团队至少给贝拉克的讲台装上暖气，让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起来不要太不舒服。关于其他的我没有多说一句话。我基本什么也掌控不了。当时集会正在计划中，策略制定了，志愿者也招募了。竞选已经开始，想后退是不可能了。

大概是出于潜意识中的自我保护本能吧，我把注意力转向我能控制的事情上，那就是为玛利亚和萨沙找到适合活动那天戴的帽子。我已经为她们找到了新的冬衣，但直到后来才想起还没有帽子。

随着宣布日的临近，我开始在下班后匆忙地跑到水塔商厦的百货公司。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儿，我在越来越少的冬衣中翻来翻去，在清仓的架子上找来找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帽子。我早已不关心玛利亚和萨沙看起来是否像是未来总统的女儿，而只想确保她们看起来至少有个妈妈。终于，在我第三次出去时，我找到了两顶针织帽，白色的给玛利亚，粉色的给萨沙，都是女士小号。玛利亚那顶戴着正好，但萨沙那顶有点大，松松垮垮地盖住了她那张五岁的小脸。帽子并不是最新款，但看起来很漂亮，更重要的是，不管伊利诺伊州的冬天有多冷，它们都会让我的女儿暖暖和和的。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毕竟也是一场胜利，而且是我的胜利。

2007年2月10日，宣布日到来了，早晨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那是隆冬时节一个让人精神抖擞的星期六，看起来比实际感觉要好得多。气温大概在零下十一摄氏度，微风。我们一家人提前一天到达斯普林菲尔德，住在市区一家宾馆的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里，房间所在的整个楼层都被竞选团队租了下来，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我们从芝加哥赶过来的几十位亲戚和朋友。

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全国竞选的压力了。很不巧，贝拉克宣布参选的那天跟黑人联合大会的日子撞车了，这个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召集人是公共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塔维斯·斯迈利，他对此显然很生气。他向竞选团队表达了他的不满，认为这个举动显示出竞选团队对黑人社群的不尊重，最终会影响贝拉克的选情。我很惊讶，向我们开出的第一枪居然来自黑人社群。而且，就在宣布日的前一天，《滚石》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贝拉克的文章，记者到芝加哥的三一教堂进行了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