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责任又太重导致的问题。”
因此，当莫库里带着《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想法突袭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时候，他的队友完全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弗雷迪在父亲波密的会计工作笔记簿上写下了这首歌的初稿。“不是标准乐谱，”布莱恩·梅回忆道，“而是大写的A调、B调、C调，整张纸上像布满了四处穿梭的公共汽车。他脑海里似乎已经把整个曲调都谱好了。”
这首歌的最终版填进了一段清唱和声，一段舒缓的歌谣，一段铿锵的重金属和一段过渡的歌剧，这部分据称叠录了一百八十次。基础伴奏部分是在洛克菲尔德录的，如泰勒所说，“由弗雷迪指挥”。在开场唱诗般的人声合唱后，第一部分非常简单，仅由钢琴、贝斯、吉他和鼓做伴奏。这段录完后，贝克在卷轴磁带上预留了三十秒长度的带子，留着录“歌剧部分”时使用，此时他还没料到下个部分将会耗费大量精力。然后他们先录了歌曲尾部的重金属部分，梅需要演奏一段莫库里给他写的降E调为基准调的吉他连复；这个调子对任何吉他手来说都不好弹。但是，要记得贝克的信条：没有难题，只有挑战……
“他要如何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我们都有点参不透。”梅承认说。1969年时，弗雷迪借鉴了披头士乐队在《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中使用的器乐间断的方式，将自己写的《牛仔之歌》中的不同部分连接起来。这一次，他将会谱写出伪歌剧的过渡唱段（他称之为“模拟歌剧”），歌词中提及十七世纪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丑角“斯凯拉谟修”（Scaramouche），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间舞蹈方丹戈（fandango），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以及罗西尼和莫扎特合著歌剧中的角色费加罗。为增加不同的文化内容，他还放入了阿拉伯语名词bismillah [6] ，这是伊斯兰教的祈祷词。这是莫库里第一次在为皇后乐队写的歌里，明确地表露出自己的民族背景。1996年接受采访时，皇后乐队的公关人员托尼·布莱斯比说：“弗雷迪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提及桑给巴尔。他就是觉得和他的形象不符。”乐队成员对他演唱内容的含义就更讳莫如深了。“我们从来不互相讨论歌词的含义，”梅承认，“咬文嚼字太尴尬了。”直到今天，任何跟乐队相关的人都没有透露过这首歌的标题是怎么来的。
在数字时代之前，乐队在录音时只有二十四条模拟音轨可以用。然而，在录主唱人声前先录伴唱人声的操作，在这种条件下难度倍增。“常规做法不是这样的，”贝克说，“但是如果不出此下策，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音轨来录制丰富的和声伴唱。”罗杰·泰勒说，当“弗雷迪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Galileo’”时，录制的过程就变得更为复杂。
“每次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就要在卷轴上再加一段胶带。”贝克说。同时，由于贝克反反复复地播放磁带，带子在转动时开始出现一条“嗖嗖掠过的斑马线”。经过无数次的回放，这首歌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越来越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皇后乐队的又一个传说了，就像弗雷迪的半截麦克风支架的来历故事一样。
按照录音室工程师的说法，录制这首歌的每条和声的真正流程是，要把每段和声都“碰”到另一条音轨上去。布莱恩·梅解释说：“原始带子已经完全磨薄。人们以为这是讲故事的人夸张，但真的，你把磁带举到灯光下一看，都透明了。每次磁带通过磁头，都会磨损掉更多表面的氧化物。”磁带被匆匆转录为胶碟，梅后来吐槽说，“弗雷迪加一个‘Galileo’，我们就要丢掉一点别的东西。”
9月，皇后乐队离开洛克菲尔德。录音室的重摇滚乐队客户并未间断，接着前来进驻的是前雄风乐队的贝斯手莱米，带着他的新乐队摩托头 [7] 。虽然皇后乐队这张专辑距离制作完成还早，但乐队已经找到了潜在的专辑标题。据罗伊·托马斯·贝克说，一次在洛克菲尔德度过特别紧绷的一天之后，他劝说乐队到他租住在附近的房子里放松下。贝克那儿有最早的录像带播放机，几杯酒下肚之后，乐队一起观看了1935年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主演的喜剧电影《歌声俪影》（A Night at the Opera ）。考虑到专辑里有那首史诗般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标题简直太贴切了。”
回到伦敦后，皇后乐队开始在东萨姆 [8] 和天蝎录音室 [9] 没完没了地进行叠录。萨姆录音室的助理工程师盖瑞·兰根在《绝对心脏暴击》专辑时就已经认识皇后乐队了（盖瑞·里昂斯也一起参与了这张专辑的部分录制，但制作《歌剧院之夜》的工作再次让他大开眼界）。东萨姆是伦敦东区砖头巷尽头的一间小录音室。日复一日，录音室里塞满了乐队工作人员，莫库里、贝克和迈克·斯通（兰根：“碎布刺猬、标签鼠和短尾兔团” [10] ）几乎在“三叉戟–B”音控台旁边生了根（这个台子后来作为“为《波西米亚狂想曲》混音的音控台”以天价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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