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海明威家里多么困难，他们似乎总有钱去西班牙。1924年5月，海明威写信告诉父母，他和哈德莉打算6月去一趟那个“神奇、美丽的国度” [1] 。他们要去比利牛斯山里钓鳟鱼，从潘普洛纳远足到圣让-皮耶德波尔（Saint-Jean-Pied-de-Port）。海明威祈祷他们不会被当作走私犯射杀。 [2] 为了筹备这次旅程，他开始兑换比塞塔 [3] 。
同时，巴黎依然在带给他们挫败与欢乐。海明威忍受着作品出版的低谷期，对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也颇有微词。他开始怀疑福特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中用化名赞美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怀疑其实是对的）。海明威把这件事反映给了埃兹拉·庞德，还说福特把创办杂志当成了一种“妥协” [4] 。福特杂志上的所有作品都可以在其他杂志上轻易找到。他为什么不冒一点儿风险呢？海明威想。毕竟，福特的杂志订阅者和赞助商都少得可怜，特立独行一点儿也不会冒犯到什么人。
“能对福特做的，就是杀了他。”海明威写道。
福特对海明威打磨出来的小故事所做的编辑修改，海明威也不喜欢。他向庞德抱怨，同时却请求庞德不要将此事告诉福特，因为他不愿引起争执——至少目前不愿意。
大概在这个时候，海明威结识了幽默作家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后者那年春天在巴黎名声大噪。斯图尔特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讽刺作家之一，讽刺文学在那时也是一种极度流行的文体。他第一本书的书名由30个单词组成：《戏仿世界史纲，如果由美国最具个性的当代作家们讲述，也许对美国历史事件有奇妙而无伤大雅的解读》（A Parody Outline of History Wherein May Be Founda Curiously Irreverent Treatment of American Historical Events Imagining Them As They Would Be Narrated by America's Most Characteristic Contemporary Authors ） [5] 。这本书的畅销让他出了名。一两年后当斯图尔特准备去欧洲一游时，一位编辑朋友建议他去巴黎见海明威一面，尽管斯图尔特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牌作家，而海明威仍然只是个幼稚青年。碰巧，斯图尔特在勒孔德夫人馆（Madame Lecomte's，这是圣路易岛 [6] 上的一家餐厅） [7] 遇到了海明威。
“他写些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但是他看上去像是我喜欢的那种人。”斯图尔特回忆说。 [8] 这意味着他们都喜欢胡吃海喝，而且海明威显然是一位用心的听众，“能够懂得我的那种幽默”，斯图尔特解释说。
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初次见面后，海明威甚至把公寓借给斯图尔特暂住，因为他自己马上要带哈德莉和邦比去瑞士待几个星期。海明威“带着他特有的热情，执意让我在他们回来之前住在他们的屋子里，”斯图尔特后来写道，“第二天我在他的房间里醒来，非常开心，他还给我留了字条，告诉我哪里有牛奶和鸡蛋。” [9]
对海明威来说，结识斯图尔特是意外的收获。比起勒布，斯图尔特在纽约文学圈的人脉更广。他不仅认识城里有影响力的编辑和出版商，而且也是那座城市“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员——他属于阿尔冈琴圆桌会（the Algonquin Round Table），一个非正式但仅限少数人参加的午餐俱乐部，会员有二十几个，都是纽约城最有才华的人。会上的珍馐自然不在话下，不过马天尼酒才是阿尔冈琴的成员相互之间嬉笑怒骂的最重要动力。
“20世纪初的对话必须妙语连珠，”约翰·多斯·帕索斯回忆道，“段子要你一个我一个地讲个不停，就像打羽毛球那样。”他还说，斯图尔特“是最擅长这种‘趣味运动’的人之一”。 [10] 在他的回忆录《神来之笔！》（By a Stroke of Luck! ）中，斯图尔特声称这个“狗咬狗” [11] 的世界总是让他不自在——“我总是在被‘咬’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才反击”，他说——不过在圆桌上他总是受欢迎的。
遇见海明威后的这一年里，斯图尔特经历了一些挫折。斯图尔特和他作品的经销商都满怀希望，盼着他的第二本书问世。这第二本书是一部冷嘲热讽的时光旅行者宣言——《波利姨妈的人类故事》（Aunt Polly’s Story of Mankind ）。但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本书写得相当失败。失望过后，1924年4月斯图尔特躲到了巴黎，冥冥之中和海明威再一次相遇。
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波利姨妈》的失败让斯图尔特底气不足，而此时的海明威在巴黎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斯图尔特给他看了自己正在写的新小说的稿子，当海明威提议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书稿的一部分时，斯图尔特很高兴。（当斯图尔特得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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