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好爸爸、好丈夫、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你每周日都上教堂做礼拜。”那就这样吧！电话访问只持续了20分钟，缓刑监督官没有问我任何关于塔拉罕项目，甚至关于阿尔斯通的问题。
为了让我的故事被人知晓，现在我只能依靠陈情书来为自己辩护。我要求做出服刑判决，即与我已经服过的刑期（在怀亚特看守所的14个月）相对应。斯坦同意了。他认为，我重返监狱的风险“微乎其微”。但是，正当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轨时，几天后情况再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反转。
2017年8月底，斯坦向我发出了警告：
“我们有麻烦了。我刚刚收到检方的书面结论。我们需要尽快谈一谈。”
读到这份文件时，我极为愤怒，但更多的是有些惊慌失措。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首先，他们认为我从这个案件中牟取了私利。当然，他们知道我从未以任何形式碰过贿款，一分钱都没有！但是现在，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金额相当于工资的35%。但是，经过核算，我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700美元。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4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这真是糟糕透了！在持续4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甚至连暗示都不曾有。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在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罗斯柴尔德？“不可能，”斯坦说，“他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准赦免协议，大概是因为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合作。”彭波尼？他都不在人世了。霍斯金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还会不会被审判。柏珂龙？他成功地逃脱了美国司法部的严惩。剩下的只有皮耶鲁齐——倒霉的替罪羊。这个案子结束后，检察官可以夸口说他们捉住了犯罪组织的主谋，从而加官晋爵、步步高升。这也能解释他们为何希望我在另一个案件中也被安上同样的罪名，即巴哈二期项目的合同（印度修建的燃煤锅炉工程）。这笔交易是在我离开那个职位两年后才敲定的，而且阿尔斯通根本没有针对该案认罪！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但是，面对这样的不公，我又能有什么对策呢？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法官主持的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从此溜之大吉。但不去参加庭审的后果会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会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被裹胁与逼迫着，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我同意在2017年9月底回到美国接受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