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偷走了我的生活，而且迟迟不肯把它还给我。他们想堵住我的嘴，时间越长越好。如果这些人有办法把我的判决再推迟几年，那他们真会这么干的。到那时，就没什么人还会对我“爆料”阿尔斯通事件感兴趣了。2016年夏末，距我回到法国已经过去两年。两年里，审判一直延期，悬而未决。我曾4次往返美国，试图确定宣判日期。事实证明，这4次往返完全是徒劳的，每次我探听到的都是劳伦斯·霍斯金斯的审判又被推迟的消息。
阿特顿法官认可霍斯金斯的律师提出的一些理由，并撤销了一部分指控。但是，该案很有可能会被转移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中。这对我来说将是最糟糕的灾难。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再等待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我不敢去想！我必须做出反应，否则我会崩溃。我必须想办法，但办法只有一个——请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寄希望于主审法官能够理解我现在处于多么举步维艰的境地。这是一场冒险，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回到监狱待上许多年。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尝试一下，这是我手里的最后一张底牌。2016年9月1日，我向斯坦提出申请，要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
3个月后，我即将成功。但就在这时，检察官向斯坦施压，于是他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又撤回了我的判决申请。而我直到2016年12月中旬才得知此事。我的辩护人无耻地欺骗了我，我感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黑洞。我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没有钱去再请一位新律师。显然，我同隧道的尽头还相距甚远，甚至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尽头。我和克拉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顶点，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噩梦般的境况使我们日渐疏远，频频争吵。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我沉浸于工作、讲座、应酬中，甚至帮助经济学家克劳德·罗歇于2015年11月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组织了一场为期半天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我拿着朝圣者之杖帮助这些公司，被来自法国和外国的邀请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去参加各种讲座（当然还是限制在保密范围内），先后到过西班牙、英国、波兰、德国、比利时、斯洛伐克、瑞典、瑞士、荷兰。这些讲座都非常成功，于是我着手创办一家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企业咨询公司。虽然我还不能从中赚钱，但公司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我特殊的经历正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我帮助法国人民树立起了这方面的意识。
2016年12月，以法国社会党人、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的名字命名的《萨潘第二法案》，也就是新的法国《反腐败法》，在法国官方公报中刊出。参考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推荐的方式，它要求所有营业额超过1亿欧元，并且雇员超过500名的法国公司都要设置反腐败机制。这项法律还引入了一项《公共利益司法公约》，其灵感来自《推迟起诉协议》，这是一项允许公司在不认罪的情况下承认某些事实的协议。《公共利益司法公约》是法国刑事诉讼中的一次小型革命，虽然这项法律并不完美，但却是保护法国公司免受美国或英国干预的第一步。于是，法国立刻设立了一个反腐败机构。令人遗憾的是，米歇尔·萨潘是在一家地点设在巴黎的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法国-美国联合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向专业人员介绍这个机构的。他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场合吗？为何不让法国律师事务所做他的第一批听众呢？大西洋主义，余威犹在。
阿尔斯通最近没有什么新闻，除了因被强制向通用电气出售业务的丑闻重新回到大众视线而成为政治领域里的一个话题。几位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电视辩论中都提到了这个事件，他们竞选班底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联系过我，但我希望与他们保持距离，不想再被当成工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关于右派、左派、中间派的问题，更不用说极端派，而是关系到法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应当超越法国党派纷争。当然，还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以及最低限度的勇气。
美国方面，检察官把我的判决日期定在2017年秋天。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他们想在选举期间让我噤声吗？
在两轮竞选之间的辩论中，玛丽娜·勒庞因幕僚策略失误，对该事件的处理很不妥当。她试图就阿尔斯通事件攻击马克龙，却没有成功。时间飞快地消逝。2017年5月，马克龙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2017年6月，共和国前进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2017年7月，我终于收到了传票。我将在2017年9月25日接受审判。
现在我必须做好准备，完成最后几步，为我的量刑报告全力以赴。负责编写报告的缓刑监督官需要与被告沟通，听取被告对事实的描述，并在考虑相应的量刑准则的前提下，向法官提出刑期的建议，说明被告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风险，以及需要法官考虑的被告个人情况。这一切是如此合乎情理，为公平正义的美国“神话”添砖加瓦，但是很快，我大失所望！虽然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解释我在阿尔斯通内部的具体职责，尤其是说明我在公司的责任等级，但是斯坦阻止了我：“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背叛了检察官。缓刑监督官唯一想听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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