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可这么说好像无济于事，他脸上依旧带着惊恐的表情，并用断断续续的英语问我说，今晚会不会轮到他做剖腹产手术。我以为他的意思是问一起值班的住院医生能不能做手术，于是跟他解释道：完全不可能，她还是个菜鸟。但是，不，他其实想确切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可能要做手术——因为他压根儿不会做。
我意识到，这很显然是个可笑的误会。也许他本来应该去神经科做代班主治医生，结果走错了病房。也许此刻我们真正的代班医生正准备推门而入，一边咒骂着医院让人头晕的指示牌，一边做好准备承担起晚班的职责。然而事实令人绝望，这个家伙确实从代班医生管理机构那儿申请了一份产科医生的代班工作，甚至都没人问问他之前有没有在产房工作过。
我把他轰回了家，然后给主任打了电话，问他该怎么办。答案显而易见：我又得免费上12个小时的班了。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病人HT绝对没有任何毛病——至少身体上如此。她的血液测试结果正常，阴道分泌物测试正常，子宫镜和腹腔镜检查也都没问题。她说自己长期受到骨盆区域疼痛的折磨，但看起来不是妇科疾病（或者其他任何疾病）引起的。我们已经尝试了无数种治疗方法，但她一点儿好转的迹象也没有。
但她还是坚称自己有妇科问题。“我了解自己的身体！”她甚至还知道自己具体应该接受哪种手术——让我们把她骨盆里所有器官摘除。我和我的同事、老板们不厌其烦地向她解释，这么做对于缓解她的痛苦没有一点儿好处，并且是个风险极高的大手术，万一造成盆腔粘连 (5) ，很可能还会加剧疼痛。可她说这么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都说过无数遍了！”除了彻底摘除，她不接受任何替代治疗方案。莫非他们家储物空间不够了，非要多腾出点儿地方不可？轰她出院、介绍她去疼痛科就诊的重任最后落在了我头上，大家都觉得她应该尽快服用抗抑郁药物。不过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她不停冲我甩难听的话，从“我可是合法纳税的公民”到“你还好意思当医生”，还列了一大堆她准备去投诉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医院院长和国会议员。我耐心地告诉她：我很同情她的处境，但现在本科室已经黔驴技穷。她问我这么做有什么依据，我告诉她：这个科室里的所有医生几乎都被她折腾过了一遍，所有人都跟我持相同的看法。
“给我约上手术，要么我不走。”她双手叠在膝盖上向我宣布。我知道她没开玩笑，但我没工夫等撒但戴上白手套、穿上北脸冲锋外套后再动手了，于是我妥协了，给她预约了几个星期后的门诊，到时候会有一位同事接过我的船票，踏上这艘摇摇欲坠的破船。估计在接下来一年时间里我们总得和她照面，她这种人，不浪费完门诊资源和医生精力绝不会罢休。
我还没给她约好门诊，就听到一声尖叫，“为什么就没人拿我当回事？！”紧接着一个装废弃针头的盒子 (6) 冲我脑袋飞了过来。我大叫医生，极速躲开，那一瞬间感觉自己的肛门紧缩成了一个1毫米大的小孔。盒子打在了我桌子上方的墙上，一堆充满敌意的针头在我四周倾盆落下，幸运的是，就像躲过了威利狼刺杀的哔哔鸟一样，针头都没击中我，我有幸躲过了12次被传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一位护士跑来查看究竟出了什么乱子，然后就跑开去叫保安了。就像上面描写的这样，我成功帮一位病人办理了出院。下一位！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我丢了支钢笔。说得更确切一些，我的钢笔被人偷了。或者再确切点儿，我的钢笔被五号产房里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偷了，他们分别是病人AG，她的男朋友，还有她妈妈。假如那支笔不是H送我的生日礼物，或者不是支万宝龙，可能我也不会这么纠结。再说了，我才刚刚帮他们接生完孩子啊。
生产过程本身还算顺利，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表现得非常挑衅，不时发出凶猛的吼叫，还暗示我他们和黑帮关系不错。虽然刚出生的小宝宝挺可爱的，可我也不愿因为这个再回去跟他们纠缠偷窃的事情。
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丢东西，不过已经算幸运的了。同事中有的被人掏过手术服口袋，有人放在护士站的包被人翻了，还有人的柜子被撬过，更别提车停在医院停车场被人扎胎了，甚至还有过被人身攻击的夸张案例。
我去找洛克哈特先生吐槽了几句。他这个人，让他去给病人剪脚趾甲我都会不放心，但倒是总能提好的建议，还会讲俏皮话。这回他的建议是：忘掉整件事，别往心里去，而且要打心眼儿里佩服病人的鉴赏能力，居然知道欣赏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接着他给我讲了件趣事。
到妇产科工作之前，洛克哈特先生于1970年代时在伦敦南部做过一阵家庭医生。为了庆祝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犒赏了自己一辆亮蓝色名爵敞篷车。这辆车成了他的骄傲和快乐之源：他不断和病人、朋友、同事讲起它的故事，每周末都要去打蜡和抛光，就差在办公桌上摆张它的照片了。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结束了，就像所有一厢情愿的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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