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助产士如此劝慰她说，“我倒巴不得是最后一个。这意味着其他人都病得比我厉害。”
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
晚上8点，我的手机响了。我猜想着自己是不是忘记值晚班了，还是有同事忘了值班，他们准备用那根隐形的蹦极绳把我从家里拉回到病房。还好，只是我朋友李打来的，只不过电话那头的他显得很焦虑。李是我所有朋友中最成熟、情绪最稳定的一个，所以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是个刑诉律师，我常听见他在电话上和类似警察、法官这样的人谈笑风生，说着什么“是全身都被硫酸泼了，还是只有头部”或者“大概告诉我是几级谋杀”。李问我有没有空过去一趟——他的室友泰瑞不小心弄伤了自己，李想听听我的意见，看看是否要把他送医院。李住得不远，我也没在干什么急事，于是就过去了。
泰瑞确实把自己弄伤了。有时候，最不经意的举动会引发最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面对的基本就是一场“蝴蝶效应”的大爆发。他打豆子罐头的时候把拇指割开了，此刻一小节断掉的动脉正在地板上愤怒地跳动，而他的拇指就像玩具布偶的嘴一样大张着，甚至都能看到骨头。我很高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有用的医学建议，我告诉泰瑞，他不仅得去看医生，而且必须马上动身。当时我觉得这么说简直是天经地义，任何遇到这种情况的人肯定会马上照做。很可惜，泰瑞并不是其中的一个。
李把我拉到厨房，偷偷告诉我说泰瑞这个人非常抵触去医院——他长期酗酒，很担心会检测出肝脏问题，从而不得不面对一大堆悲剧性的诊断。这也间接解释了他为什么出血出得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血浓于水”这句话好像并不适用于他。 (3)
我费了不少口舌和泰瑞理论。我跟他说，医生肯定会全神贯注于他几乎都要被割掉的拇指，才没工夫深究其他事，可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他了。他甚至不让我叫救护车，连让医生到家里诊断一下也不愿意。我和李只好回到厨房去商量个B计划，与此同时泰瑞的血又浸透了几条毛巾。我很快就想到了新主意：既然我是医生，李是律师，我俩可以在泰瑞身上强行使用《精神卫生法》，就说他随时有伤害自己的可能。但很显然，对于法律，李比我在行，他指出我俩既不能强行这样做，泰瑞的情况也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他完全有能力 (4) 做出不去医院的决定。
李很快提出了C计划——从房间里拎出了一小箱医疗用品。一年前他跑去乌干达度假（怎么会有这种人），临行前，几位勇敢的旅行者让他事先准备好这样一只箱子，并且在旅途中随身携带。假如不幸住院，一定要让医务人员用箱子里的器械，免得他们会粗心大意地忘记做疾病防控，往他体内注射一剂艾滋病病毒。
李拆封了箱子，像狡猾的商人一样打开给我看，还问我里面的东西够不够我给泰瑞缝合伤口用。很显然，李不小心买了个豪华套装，箱子里的东西大概够给泰瑞做肺摘除手术了。我在箱子里踅摸了一番，就像个老阿姨在吉百利巧克力礼盒里找榛仁夹心一样，最后挑出了缝合用品、剪刀、持针器、医用海绵和医用清洗液——唯一缺的就是一名麻醉师了。李开玩笑地说，可以让泰瑞咬着木勺子。
就这样，5分钟后，我就在厨房餐台上给大无畏的泰瑞动手术了。我清理了伤口，深深缝合了几针，以止住动脉出血，然后在伤口干燥后迅速开始一层层缝合拇指。疼痛很快超过了泰瑞的忍受范围，为了能把他尖叫的声音降到最低（假如有好事的邻居来询问情况，那可够我们解释半天的了），李递给他一只木勺子，没想到还挺管用。
很快我就缝合好了最后一层皮肤，并且对手术效果非常满意。我不知道关于伤口护理和拆线，泰瑞到底听进去了多少，但我还是嘱咐了一番，与此同时他哆哆嗦嗦地跟我说着感谢，又伸手去拿酒了，而且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吃豆子。我向李快速咨询了今晚私下行医的法律问题，他大笑一通，然后迅速转换了话题，把我塞进了一辆出租车，还扔给我一瓶上好的朗姆酒（可能是泰瑞的）。
回家路上，我突然想到手术环境太江湖了，泰瑞可能还得吃几天抗生素。我给李打电话，嘱咐他第二天一定要带泰瑞去看全科医生，还向他道了歉，说自己没能私底下给他开点儿抗生素，但医学总会不允许我们给家人朋友开药。隔着电话，我都能听到李眼珠子掉出来的声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个！”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临下班时，我把超级繁忙的产科病房交给了代班医生。我们一整天都在高速运转，今天晚上肯定也不轻松。有几个女人很有可能得剖腹产，另外几个估计得使用器械辅助分娩，再加上还得处理从急诊转诊来的病人，她们会像搭积木一样一层层把医生围堵住。我忙不迭地跟代班医生道歉——对于对医院情况还不熟悉的代班医生来说，忙碌的夜班最难捱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此刻他内心正翻动着滚滚痛苦，但他什么都没说。我意识到自己说的可能有点儿过火了，于是想及时踩踩刹车。“五号房的病人很可能是顺产，而且现在急诊也没什么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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