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香奈儿与鸡爪

同之处。冷玫瑰是位女商人，成熟老练、打扮光鲜，浑身上下一股国际范儿；而我是个作家，住在伦敦东部一个挺偏僻的地方。结果两个女人一见如故，聊起来没完没了。玫瑰看上去苗条精致，像只优雅的小鹿，而且穿着打扮总是无可挑剔；在这副好皮囊之外，她还是位出色的美食家，用舌头来探查各家餐馆。

计划去香港的时候，我就会给玫瑰发邮件，不久便能收到她连珠炮似的回复，每一封都列出各种我们要去的餐馆和食品店、要吃的美味佳肴、要见的美食界人士。玫瑰很会社交，是那种典型的魅力四射、荷包充足的中国香港人。玫瑰的双亲都是中国人，但从小在芝加哥长大，所以英语、粤语和上海话都很流利，普通话也还算过得去。不管在中国还是国际社会，吃中国菜还是西方菜，她都同样自在坦然。她可能这个周末会飞去巴塞罗那，在全世界最独特的斗牛犬餐厅吃晚餐；下个周末就挤在上环某间小楼上，直接上手肢解螃蟹，拿潮州卤鹅蘸着蒜蓉和醋，唇齿嚼得吧唧吧唧的。

自己在家的时候，她可能亲手茶熏生蚝、煎鹅肝、用盐和糖腌桂花。她总是满世界出差，所以每当在伦敦见面，她就会从优雅的设计师限量款手包里掏出一包专门带给我的美味中国土特产：可能是上海的干苔条、扁尖笋，或者是香港的秘制XO酱。

大概五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玫瑰就在香港的宁波同乡会餐厅为朋友们和我专门安排了周日午宴。光凭我自己是永远找不到这种藏在一座写字楼里、只对同乡会会员开放的餐厅的。玫瑰帮我们大家点菜，说着流利的上海话，点的菜也让人大饱口福、大开眼界。蛋黄像液体黄金的熏蛋；清淡可口的蛤蜊炖蛋；油面筋塞肉（肉馅混了竹笋和香菇）；香油拌马兰头和豆腐干；绝妙好味的蚕豆拌雪里蕻加豆瓣酥；最让人拍手叫好的，是一个冷盘，生黄泥螺浸在绍兴酒里，薄薄的螺壳脆生生的，可以整个放进嘴里。之后我们又大快朵颐地品尝了芝麻大饼和竹笋炒年糕。

经过十多年投入地研究与走访，我每次来到中国，甚至经常是身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能遇到新的食材与新的菜肴，这充分说明了中餐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彩。就连我在中国最熟悉的成都，也总能让我连连吃惊；香港这个我每隔几年进行短暂造访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各种新奇的东西总是迎面扑来。当然啦，有玫瑰这种鼻子贴在地面上、能把藏在深宅陋巷中如松露一样珍贵的各种佳肴都嗅到的朋友，我更是如有神助。现在我一想起香港，就觉得那里充满一次次小小的美食冒险，比如地下室的熟食店、热闹的老市场、出其不意的餐馆、上环与中环狭窄小街中的茶社。

玫瑰带我去的其中一个地方是威灵顿街的莲香楼，那里可以说是香港传统茶楼文化中硕果仅存的瑰宝之一。那天早上我去那里吃了早餐，立刻就产生了温暖的归属感。门外有位女士正把当天的早报摆放到架子上；而早上六点刚过，门里已经是一派忙碌，空气里闹嗡嗡的，全是粤语的闲聊之声。食客大多都是上了年纪或者中年的上班族，有的安静坐着，边饮茶吃早餐边埋头于报纸；有的跟朋友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着闲话。我起得太早，还有点睡眼惺忪，在一块压了玻璃板的桌边坐定。一个服务员迅速给我上了碗筷、茶杯和勺子，还端来一壶普洱。很快就有其他服务员推着小餐车走过来，喊着虾饺之类小点心的名字。一位服务员抬起宝塔一般的竹制小蒸笼，递给我叉烧包和毛肚；另一位给我端上清香的荷叶糯米鸡。茶水员提着茶壶，忙忙碌碌地穿梭来往，往茶壶和茶碗里添茶。每隔几分钟就又有一拨食客进门，谈话之声越发喧嚷，混合着清脆的茶杯碰撞声，很是热闹。

莲香楼是个比较粗糙的地方，磨损的地砖、金属痰盂，眼角的余光还能看到天花板的吊扇在呼呼旋转。墙上杂乱无章地挂满了装裱过的书法作品，还有列出各种点心菜肴的红色塑料板。那天跟我同桌吃饭的有位王先生，五十岁，四年来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吃顿早餐振奋精神，再去上办公室清洁工的班。“茶好水好，老板也好叻 (6) 的，不骗我们，知道要让大家都高兴。”他一边跟我说，一边拨了拨茶杯里的龙井茶叶。他的朋友刘先生，八十三岁，说自己已经是光顾五十年的常客了。“我每天都来，”他说，“有些人也在这里做了几十年的啦。咩都冇变化，吃食是一样的正 (7) ，所以我才一直来嘛。”

莲香楼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办的，不过已经从最初的地址搬迁了好几次。这类茶楼最早出现在香港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但直到一八九七年英国当局取消了中国人的宵禁之后才兴旺起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茶楼在香港遍地开花，在战后经济繁荣的背景下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交功能。那时候的香港，常有一大家子人挤在小小的住家里，共用厨房设施有限的公寓，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厨房。茶楼又便宜又方便，家宴、待客、谈生意都可以。有的茶楼因为某些行业的人常去而著名，比如襟江酒楼就总有很多手表与宝石商人光顾；还有的是棋类游戏或音乐表演聚集地。去茶楼变成香港生活的重中之重，熟人见面问候都会来一句“饮咗茶未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