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香奈儿与鸡爪

最终我还是离开了湖南，然后去香港跟几个英国朋友住了几天，再飞回伦敦。我特别手足无措，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也忘了正常的英国人该怎么表现。我从十几岁起就在牛津认识的朋友罗伯和他的妻子莱斯利帮我平稳地走出了中国生活。

往返于中西方世界的多年里，我逐渐把香港作为一个“减压舱” (1) ，作为家乡和中国半路上的一个落脚点和过渡。初次前往中国就是这样，我先去找了表哥塞巴斯蒂安，在他位于港岛湾仔的公寓里住了一阵。那时候我对未知的中国之旅充满了忐忑，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每天早上我睡醒起床，站在窗口朝内地的方向遥望时，都怕得浑身发冷。

香港帮我实现了“软着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里很“中国”；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又不“中国”。我可以在文华东方酒店的船长吧见见英国朋友、来杯鸡尾酒，也可以在湾仔的老市场亲眼目睹现杀活鱼；我可以在中环炫目耀眼的设计师流行精品店流连忘返，也能在九龙偏僻的老街巷中不知今夕何夕。我还记得第一次到香港时，进入传统华人贸易区上环的文武庙，里面红墙金壁、闪闪发光，仿佛另一个天地的洞穴；老太太们在摇签问命，香烛摇曳、火光闪烁，奇特的镀金铜像与氤氲环绕的烟气让我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但接着我就能立刻叫辆出租车，回到一个更为熟悉的世界，和塞巴斯蒂安及其女友见面吃晚饭、用英语聊天。等到上了火车，和一群中国人一起奔向口岸时，我已经不那么害怕，准备好和内地的初见了。

三年后，我上完烹饪课从成都返回时，又到塞巴斯蒂安那里暂歇。我又一次陷入身份转变的危机，还是也许会造成心理创伤的那种。十八个月以来，我完全沉浸在中国的生活当中，很少和家乡联系，连家人都没怎么理。我原本流利的牛津英语退化了，因为长久以来对话的那些人英语都只是第二语言，而我已经习惯了。在川大的宿舍里，我们发明了“内部通用语”，中英文混杂，偶尔还夹杂点意大利语和法语。所以我习惯了一些并不地道的英语短语和词汇，我的语法也带上了点儿异域风情。我的穿衣品味也变得土里土气：脚蹬军绿解放靴，身穿廉价中国衣。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与光鲜又摩登的香港完全格格不入。

塞巴斯蒂安让我坐定，把我离群索居时外面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绿洲乐队、英伦摇滚运动 (2) 、英国国家彩票 (3) 。对了，还出了个新鲜玩意儿，他说，叫互联网，人人都在说。这东西会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突然间的新闻爆炸，突然间的车水马龙，充斥着视觉与听觉的西方广告和香港疯狂的生活节奏叫我一时间适应不了，有点蒙，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

那个星期，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离开四川的感觉是很痛苦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站在香港岛大潭水库岸边一处人迹罕至的僻静之地练气功，这还是我在成都那个寺庙院子里跟老师父学来的。我想由此创造一种当下、不远的将来和我已经告别的生活之间的接续之感。等我回到牛津的父母家中，心理准备已经做好，就像多年漂泊在海上的水手，下定决心重新踏足陆地。

要是在“深潜”入中国腹地和上岸的往返旅程之间没有到香港（或者稍差一点意思的上海、北京）这个“减压舱”待一待，我就会得“减压病”。比如，要是直接从伦敦飞长沙，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转机，那简直就是灾难。我每次都觉得自己像突然被连根拔起，异常困惑迷茫。英语、普通话和湖南方言像一锅乱炖，让我舌头打结，不知如何开口，而且至少有两三天很难去社交。香港给了我一个空间，去中国的路上能先稍微适应一下，做好心理建设；回家的路上能整理下思绪，找找做英国人的感觉。

香港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和这座城市一样，位于交界之处。我香港的朋友早就习惯了每天在不同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我们都能东西转化、来去自如，饮食习惯也是随遇而安。和他们聊天不用多解释什么，这实在让我轻松自在了许多。那时香港的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化是中国大多数地方所不及的，就连出租车司机也能粤普英三语混杂着跟你聊上一段。

那些日子里，我有时会身处完全的英语环境，比如富勒姆区的晚宴 (4) 。这种时候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脱口而出的也是旅途中的故事。而在中国呢，我大多数时候当然还是一个大鼻子“蛮夷”。但香港就不一样了，自从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手里抢走了这个看上去没什么发展前途却有着避风深港的弹丸小岛，这里就变成了个“混血儿”。香港人的早餐多种多样，可以毫无压力和偏见地随意选择牛角面包加意式咖啡，或者蒸鸡爪配乌龙茶。他们也能出去吃吃“酱油西餐” (5) ，或者逛逛同时卖鲍鱼干与西班牙甜橘酱的熟食店。所有人都习惯了炸虾点心蘸上沙拉酱、豆皮卷佐以伍斯特酱。游客可能会深感古怪不适，但香港让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有几个老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冷玫瑰”，觉得我俩能成为好朋友。乍看上去我俩好像没什么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