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事实上被殖民化了，
但部分可以说是被内陆的原住
阿姆哈拉人与提格里人殖民化。
非洲在近代离世界经济有些远，除了通过破坏性的奴隶贸易，但在19世纪后半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开始日渐紧密，那时它被西欧势力接管了。北方的工业与交通革命导向苏伊士运河的开凿（1869）以及对殖民非洲的饥渴。随着1884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殖民胃口大增，引爆“对非洲的争夺”（Scramble for Africa）。在欧洲人猛攻的包围之中，有一个国家作为一道反殖民主义的非洲防波堤而傲然出世——埃塞俄比亚。当它的索马里、肯尼亚、苏丹和埃及邻居们都被意大利人、法国人、不列颠人以及早前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殖民之际，埃塞俄比亚仍免遭外国占领（除了埃及人和土耳其人1870年代在哈拉尔[Harrar]的失败努力，以及1936—1941年意大利人夭折的征服）。进入20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在1930年成为皇帝之前以拉斯·塔法里（Ras Tafari）之名行世——因抨击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临时占领而受到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嘉许，并被冠以“万王之王”的称号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差不多同一时间，他开始享有另一种国际赞誉——被以牙买加为基地的拉斯·塔法里运动所膜拜，该运动视他为上帝或耶稣，并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圣经》所言的“锡安”（Zion），不受“巴比伦”（西方文明）势力之害。塞拉西统治了四十年，因为抵制欧洲殖民主义而如此受其他非洲国家领袖的爱戴，所以1963年被选为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首任主席。我们怎么解释埃塞俄比亚与塞拉西例外于欧洲人的征服非洲旋风呢？埃塞俄比亚有什么不同？它是如何保持自由的？
最通行的答案是埃塞俄比亚有特别优势，因为它是一个有着三千年古老皇族谱系的古代文明，这使它能通过诉诸传统而抗拒外国入侵，并能保持免受外国控制的民族独立。由此得出的必然推论是，塞拉西皇帝是一位被自由和现代化的推动力所驱使的天资颖异的领导者。我们会看到这些解释满打满算也是不可靠的。
该文明在欧洲久已闻名，这肯定是真的。古希腊地理学家希罗多德已经把“埃塞俄比亚”作为少有的几个非洲地名容纳在一张公元前5世纪的地图中，荷马则提到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有人居住区的尽头。这不仅反映出两群人之间互相知晓并有商业交换，也反映出偏见：“埃塞俄比亚”一词的意思是“烧焦的脸”，区分非洲人与脸色苍白的北方人。这个词很快用来指代所有非洲人，仿佛整个大陆是同质化的。
除了国家的名字，它的政府也声称很古老。塞拉西宣称属于一个可上溯三千年直到孟尼利克一世王（King Menelik I）的未中断皇室，孟尼利克一世是《圣经》中的所罗门王和（被推测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示巴女王的儿子。除了这份犹太人遗产，埃塞俄比亚也是地球上最早接纳基督教的土地之一，其国王在公元350年左右皈依。大约八百年之后，当十字军从圣地带回约翰长老的故事时，欧洲开始传播关于非洲这个基督教王国的信息，说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君王统治着一块充满异国情调、和平安宁、治安优越且人民团结的富饶土地。于是，某种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正面观念长久占据着欧洲人的想象。
其实，敬畏古代文明的欧洲人和北美人是少数；殖民者和探险家们倾向于把埃塞俄比亚与其他非洲人民归并到同一个“暗黑非洲”（Darkest Africa）叙事中，认为他们全都是与历史进步趋势割裂的原始人。但是，古代埃塞俄比亚并非暗黑非洲。今天被我们称作埃塞俄比亚人的这群人远非被隔绝在其山脉堡垒中，而是长期以来沿着尼罗河直至红海，又跨过红海沿着阿拉伯海沿岸直抵波斯湾，再跨过印度洋从事自然出产物如毛皮、动物牙、麝香及黄金的贸易。他们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印度人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并间接与中国人贸易。
不过，埃塞俄比亚对地中海和印度洋网络的过早参与不能解释他们对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抗拒。穆罕默德诞生几个世纪之后，位于红海另一头之也门的穆斯林开始对非洲海岸地区虎视眈眈，这切断了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的大部与印度洋和地中海的贸易；沿海的穆斯林到15世纪时已建立起多个巩固的政权。被称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内陆基督徒高原转而向内，无视外部世界。
那么，对埃塞俄比亚保持独立之能力的习惯性解释错在哪里？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埃塞俄比亚这个名字重新浮现之前，并没有埃塞俄比亚；处于埃塞俄比亚当前国境线之内的这个地区支离破碎，至少讲七十种不同语言，有八十个各异族群，还有几十种宗教。它被分为三个主要区域：位于中部和西部的基督徒高原区，以阿比西尼亚之名行世，而它自身分裂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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