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很高兴看到《贸易打造的世界》在中国出版。我一开始还担心写这样一本书会干扰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本职工作，但是，看到这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我想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

不久之前，我刚刚访问了大英博物馆，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在馆内的不同陈列区看到了两件文物，它们均有助于阐明这一主题。一件是在非洲馆的来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基督教堂的圣坛服装，年代大约为1700年。这件衣服的料子是中国的丝绸，但是由来自也门的犹太织工织造的。另一件来自关于毛泽东事迹的展览。那里展出了一块墨西哥银圆，铸造于1896年。之后，在中国的一个通商口岸，有个中国商人在这块银圆上打下自己的印记，表明他以个人的声誉担保这块银圆的重量和成色。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块银圆被印上了“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变成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革命根据地里流通的货币。这两件文物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跨越了漫长的地理距离且联结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是因为它们所终止的地方也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那不是我们认为是国际贸易枢纽的地方。上海人人都知道，但是江西的山区就不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了。

事实上，我们在本书中尝试完成的一个目标就是将两种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关于世界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历史，过去往往浓墨重彩描述的是著名的伟人们的事迹：马可·波罗、郑和、科恩（Jan Pieterszon Coen） [2] 、亨利·福特。但是，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开始流行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史蒂文·托皮克和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都接受过这种教育），关注的却是国家内部、区域内部或社区内部的普通人，当时的学者认为，只有在非常本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关于全球贸易的历史往往侧重于都市生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你想要写更典型的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关注的却应该是乡下人，除非你要写的是在非常接近当代的时期、在某一个小范围内的人们的生活。尽管这本书也写到了历史上的大人物（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位），但是我们在叙述世界贸易的故事时，主要想讲那些不怎么有名的人，看看他们是怎样影响了世界贸易，又是怎样被世界贸易所影响。

我们想强调指出，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穷苦和生活在乡下的人，并非仅仅对全球的影响逆来顺受，事实上，他们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当他们选择移民、选择新的农作物或布料纤维的时候，当他们抵制新的矿山或种植园侵占了他们的农田或清洁水源的时候，他们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些结果并非总是如人所愿。即使是当事人经过奋斗获得了成功，最后的结果却可能还是对其不利。比如，当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农民把森林砍掉，种上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时，固然让他们有所收成，但是却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凡人的努力可能事与愿违，伟人们也一样常干傻事。我们承认，很多人曾经经历了，而且很多人至今仍然在遭受着残酷的剥削，人们的选择往往难以出于己愿，而是面临着比别人更为苛刻的约束。我们在本书中的很多故事都说明，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财富创造，却会带来其他地方的改变，让那里的人们生活状况恶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在进行着积极主动的活动。在20世纪60—80年代，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依附理论”。他们非常正确地指出，某些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状态是由于和强横的外来者交往造成的，而不是被现代经济增长所遗忘才难以发展。但是，这些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依附”这个概念预示着因果关系只发生在一个方向（好比我们在数学中所说的因变量一样）。

由于我们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强调在其他关于世界贸易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市场的出现依赖于社会习俗的形成，社会习俗有可能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某一人群的，也可能是由于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出现的偶然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社会习俗既会出现，也会消亡，尤其是当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习俗对其利益有损的时候。当代的狂热的“全球主义分子”应该牢牢记住这一事实。

第二点，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会让那些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商人获利不菲，也会让人们常常困惑不已：为什么自己钟爱的事物在别人那里却不被赏识。在有些致命的误解中，感到困惑的人会诉诸武力。英国商人以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就肯定会从他们那里购买大量的制造品，他们因此想借助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那些殖民主义者也总是觉得，凡是不想得到挣工资的机会，不买新的消费品的“土著”，都是“非理性的”“迷信的”。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文化也是能够被改变的，比如通过移民、农作物的传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