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所费不赀，但它们有办法弥补这成本，因为只要是它们所生产出口的商品（烟草、糖之类），都绝对有国内市场可供消化。即使课征重税，利润率低，这些商品在欧洲几无对手与之抢食市场，因为财政窘迫的政府乐于阻挡其他国家殖民地的产品输入，且欧洲的气候、地理环境无法自行生产茶或糖。但中国政府增加岁收的需求较不迫切，因为邻国国力都不如中国，而且177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中国有庞大的预算结余。即使中国有意和海外华商合力，源源不绝输入课以重税的殖民地产品，也会发现窒碍难行，因为中国境内有热带地区，生产许多糖和其他海外商品。面对国内竞争，将商品回销中国的华商不可能以高价销售，因此就没有理由冒着会赔大钱的风险，在海外从事最终会增加这些商品供应量的殖民开垦。
1850年后，欧洲殖民统治更为稳固，日益工业化的欧洲母国，其内部需求遽增，情势随之改观。清一色白人的新一代投资人，开始从中国（和印度）招募许多精于农耕的人，引进到人口稀疏的热带地区（从刚刚排水抽干的湄公河三角洲到夏威夷等多个地方）。这些农人技术好，且低工资就可募得，因为他们在国内几乎无地可耕。福建贸易商再度参与其中，或担任劳力招募员，或开食品杂货店，或开当铺，或替出国工作的同胞撰写家书，但他们不是首要推动者，也不是从同胞血汗获利最多的人。这两种华裔离散族群失去了替自己创立新“家园”的机会，在下一个世纪里，将只能替那些够积极进取于创立“新家园”者，担任不可或缺但工资过低的助手（但非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