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世界各地，
贸易都是通过同一故乡出身的人所建构的人际网络来进行。
贸易商都知道人际往来至关重要。在没有电信、没有可强制施行的商业法则、没有统一度量衡的年代，与你的伙伴、代理商、其他港口里的同行建立无关生意往来的关系，更为重要。因此，过去，在世界各地，贸易都是通过同一故乡出身的人所建构的人际网络来进行。同一地方出身，意味着彼此间有一些能令彼此信赖的相关之处，包括讲同样的方言，骂同样的脏话。过去，热那亚人、古吉拉特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但这时犹太人失去其共同“原乡”已久）和其他族群，散居世界各地，并将自己族裔所居的诸城市串联在一块儿。
以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福建为原乡的离散族群，是人数最多、最经久不衰的离散族群之一（1984年，福建晋江有刚刚超过100万的居民，海外已知侨民数却超过110万）。福建离散族群还有一非常特别的特色。大部分贸易性离散族群都住在城市，但福建人还送出数百万子民去别的地方开垦耕种，这些地方包括从中国内地到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加州等多处。但奇怪的是，这两种离散族群在19世纪末之前几乎彼此没有关联，而在那之后，两者大部分都受到西方殖民者保护。
福建长久以来多岩崎岖而人口稠密，因而，就如某中国官员所说，“人以海为田”。福建作为造船、渔业、贸易中心已有千余年。即使森林遭砍伐而使造船业转移到泰国之类的地方，福建人仍是东南亚主要的船运业者和贸易商。许多福建人还在东南亚诸王国和后来欧洲人在该地区的殖民地里，担任收税员、港务长、金融顾问。随着运输工具于19世纪变得更为便捷，这些网络更形扩大，例如前往加州淘金的华人，大部分不是来自贫穷、暴力最严重的县份，而是来自福建、广东省里有人侨居海外的县份，这些县的年轻人因侨民所建构的商业网络之便，得以了解海外的最新动态，并取得赴海外创业所需的资本。经营这些海外活动的商号，通常是家族性商号，他们很能善用那些人脉。为鼓励侨居海外的家庭成员努力赚钱，将一部分钱汇回故乡，他们常以返乡可娶个万中选一的美娇娘为诱因；有些孤苦伶仃的年轻男子则被委以艰巨的创业任务，并获告知只要事业有成返乡，就会正式成为养子。个别氏族往往专门从事特定种类的买卖，且将宝贵的经商技巧传授给氏族成员；个人资产、商号资产有时分际不明确，原本可能引发摩擦，但亲情和忠心大大降低了引发摩擦的可能。
在这同时，福建人中还出现农业性移民，散居于中国、东南亚各地。在这点上，老家同样扮演了挹注资源、协助创业的角色，重要的技能也可以转移到移居地。福建种甘蔗已有数百年，福建人将这作物（或种这作物的新方法）带到许多新地方，包括内地的江西、四川，台湾，海外的菲律宾部分地方、爪哇。事实上，福建人种甘蔗的本事名闻海内外，因而欧洲人还想方设法找他们到斯里兰卡、古巴、夏威夷等多个地方，替欧洲人所经营的蔗园效力。
只要有福建农工前往的地方，通常会有一些福建贸易商跟进前往，以提供同乡农工零售商品（包括合他们口味的米、辛辣调味品乃至鸦片）、信贷，协助他们汇款回家。但尽管华商团体在东南亚势力庞大，尽管当地有大片未开发的可耕地，尽管家乡地狭人稠，叫人惊讶的是，这两种离散族群并没有更紧密结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商几乎未想过利用国内的劳力开发海外农地（但台湾的华商除外）。早在1600年时，马尼拉的中国城，规模就和日后1770年代时纽约或费城的中国城一样大，且附近有许多未开垦的农地，但乡间却未形成大型的华人聚落，原因何在？
有个简单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政府不支持这类冒险事业。中国政府知道商业有助于维持华南的繁荣，但不信任那些离开中国这上国之邦而久久不归的人民。折中之道就是禁止人民待在海外超过一年，对贸易商而言，这只是些许不便（贸易商有时在待了两个贸易季后得动用贿赂才能返乡），但对农民则是很有力的吓阻，因为农民得在国外待上更久的时间，才能赚回远道而来所花的旅费，抱着大把钱衣锦还乡（离乡背井讨生活者大多希望如此）。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政府无意对外殖民，致使海外侨民几乎得不到祖国的安全保障。暴力排华活动频频发生，清朝政府虽偶尔表态支持暂时居留海外的“好”子民，对于离开祖国更久的“坏”子民，却连表态支持都不愿。华侨最佳的自保之道就是逃掉或贿赂，或两种办法双管齐下，对原本就比较居无定所的贸易商而言，这并非难事，但对于农民，即使是事业非常成功的农民，则困难得多。
中国政府不只不愿展示武力以施压侨民居住国保护其侨民，还不愿帮华商这么做。诚如大家都知道的，欧洲国家准许民营公司（例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自行动用武力，夺占海外地区，设立政府，移民垦殖；至于华商，诚如郑家所表现的，他们也有这样的本事。华商所欠缺的是鼓励他们这么做的诱因。欧洲公司开辟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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