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热水器和烟囱之间还有约五厘米的空隙。
对我来说，民族志（ethnography）是你想要了解某群人时所做的事情。你要让他们的生活变成一个模子，然后将你自己的生活完全变成他们的形状。要做至如此，你首先要和你想了解的族群打好关系，长时间追踪、观察、体验他们在做什么，包括跟他们一起工作、玩乐，尽可能把他们的行动与人际交往记录下来，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们、说话像他们、思考像他们、对事物的感受也像他们为止。在我们“这一行”，直接住在你要调查的“田野”里，对工作而言是颇有裨益的。只有如此，你才可能获得浸入式的体验。说得更实际一点，你永远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大事。租一辆拖车，可以认识一大群人，听到许多八卦传闻，还能对住户担心的事情感同身受，并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物。总归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观察这一群人的日常生活。
为了展开在拖车营里的田野调查，我先是常去办公室溜达。我的很多邻居也会在那儿消磨个大半天。拉瑞恩手持治安官发的驱逐令、颤抖着走进来的那个晚上，我就在办公室里。我看着拉瑞恩把能付的钱都给了托宾，又看着她拖着身子走出去。她前脚刚回到自己的拖车，我后脚也跟了过去。拉瑞恩给我开门，用衬衫的袖口擦起了眼泪。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在传出我有兴趣和遭遇驱逐经验的人聊聊之后，帕姆要了我的号码，然后自己打电话过来。我们见面的几天后，我开始追踪她的情况，主要是看她们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帕姆跟司科特提到了我的研究，然后司科特要我去他的拖车面谈。某天早上我如期赴约，只见司科特踏出门外说了句：“我们去散个步吧。”然后他又说：“嗯，我就挑明了说。我当过十年的护理师，但后来我染上了止痛剂的毒瘾，然后就失去了全部：我的工作，我的车子，我的家，全都没了。”
怎么会有人在一个拿着记事本和原子笔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丑事，至今仍是个谜；怎么会有人自己敞开大门放人进去，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或许，那些身处流浪边缘的房客除了需要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像是有电话可打或有车可用，还有一种无形的、心理上的需求。好几个当事人管我叫“心理医生”。他们常向我诉说衷肠。而另外还一个原因，那就是底层的人常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再多讲点也不会怎样。有天晚上在阿尔迪亚康复之家，也就是司科特清醒地住了好几个月的那个地方，司科特冲着在记事本上奋笔疾书的我点点头，丢了个问题给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铁杆成员安娜·阿尔迪亚：“马修在这儿会让你紧张吗？”
“三八，不会啦，”安娜说，“我早就没什么秘密了。”
司科特应和道：“我也没有，你懂的。什么尊严，啥都没了还管什么尊严。”
到了秋天，眼见司科特、拉瑞恩、帕姆还有奈德从拖车营被驱逐之后，我开始在密尔沃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脚。有一天我把这事说给保安员伍哥（Officer Woo）听，他是托宾为了安抚维特考斯基议员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安。伍哥的本名是金博尔（Kimball），但他让大家以他小时候的绰号称呼他。伍哥是个很容易和人混熟、也想跟拖车营里的每个人都当朋友的黑人。他习惯穿着6XL的特大号T恤，上面还挂着他从军需用品店买来的勋章。
“你说你想搬去银泉（Silver Spring）那边吗？”伍哥问，他讲的是密尔沃基从黑人旧城区过渡到北边城郊、像格伦代尔（Glendale）与棕鹿村（Brown Deer）的地区。
“我想去的是旧城区，”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住在马凯特（Marquette）那边？”伍哥不可置信地追问，马凯特是指闹市区那间由耶稣会创办的马凯特大学。
“不是马凯特，我是想找个旧城区的社区住。”
伍哥眯起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听错了吧。这之后我们又聊了好几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区，而且是想要去住他所在的那种社区。那些社区的路标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不像密尔沃基西北郊区的沃瓦托萨，用的是蓝色的路标。了解我想干吗之后，伍哥就问我要不要去第一街和洛克斯特街（Locust Street）口的合租公寓当他的室友，租金含水电是400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议，把钱付给了房东和房东太太：昆汀与谢伦娜。
我合租的房子位处一栋双联式公寓的二楼，外观是白色的，同时还装饰有绿色。伍哥和我共用同一个客厅、浴厕还有厨房。怕室友“误吃”你食物的话，厨房里的壁橱还可以上锁。我的房间有窗，上头覆盖着当窗帘的厚毛毯；还有一张大床；我从底下翻出了喝完的“经典冰啤”（Classic Ice）铝罐、匿名戒毒者互诫协会的宣传手册、（脚）趾甲刀和一台装在硬塑料箱里的打字机。公寓后面是条巷子，墙上标记有“帮派弟子” [2] 的涂鸦，然后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后院，里头有棵一到五月就会下轻柔花瓣雨的樱桃树。从那时开始，到2009年6月，我都住在这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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